在伊斯坦布尔，城市属于每一个生命，背景是铅灰色的清真寺和宫殿，还有墓园，向凡间的生命通报神明的秘密。

坐在街边的老人

连续数日的上午，伊斯坦布尔都笼罩在阴天里，似乎有意让我们进入帕慕克所描绘的那种人人心事重重的景观。

去往伊斯坦布尔的飞机上，我坐在临紧急通道的一边，伸挺了两腿拼命往前，一直伸到对面小座上一位男乘务员的眼皮底下。我观察了他好久：极细极长的眼睛，无框镜片，笑容里糅着一点阴柔：没错，这就是土耳其男人的样子了，再开朗的日子，也脱不掉一副饶有心事状，不知这是否帕慕克所谓的“呼愁”的写照。

伊斯坦布尔的位置十分特殊，从地中海抵达，首先要穿越狭窄的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在欧洲和亚洲之间航行近200公里水路，才能望见第二道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左边是欧洲，右边是亚洲，拼成一个边界模糊的伊斯坦布尔。特洛伊遗址就扼着达达尼尔海峡的口子，奈瓦尔在《东方之旅》里说，他目送特洛伊远去，又一点一点看着伊斯坦布尔从海平线两边浮现，一时激动，嚷嚷道：“这肯定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了。”160年后，飞机把我空降在阿塔图尔克机场，伊斯坦布尔的西南角上，还没有来得及去观赏侧边的海景，我们就按照Lonely Planet上的指示，去寻找那列能直接把我们送入城的轻轨。

巴耶赛特二世清真寺及广场

当地时间一点半左右，我透过那异常平稳的有轨电车的车窗，第一次见到了伊斯坦布尔的样子。旅行正式开始了，在这个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奠都的地方，这个先被罗马教会斥责、后遭突厥人觊觎，失陷于奥斯曼、又见弃于凯末尔革命的横跨两洲的大城市，终于在暮冬有些凛冽的风中呈现出她错杂的样子。车过托普卡珀(Topkap)站，由狄奥多西二世修建的棕色的古城墙被甩在了后边，意味着零乱而无甚可观的风景告一段落，越是向东，城市魅力的核心越来越近，距离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及著名的金角湾入口也越来越近。

电车行驶一如猫走路一样悄无声息，心里也随着升起一种安全感。我们心目中最理想的下榻地一定是在苏丹艾哈迈德(Sultanahmet)区，电车线路上有这么一站，但在这里下车寻找旅馆，便不知不觉地向西往回头路上走去。密集的人流，拥挤的店家，将两道钢轨挤在中间。有轨电车存在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可以固定城市的框架，避免决策人和规划者翻云覆雨，为了政绩和经济利益，恣意在城市里拔起和安插各种楼房，改变社区格局，任性地搬迁人口，而现在我发现，这锃亮的轨道和缓行的车，还真是与这处处古迹的老城最般配的现代交通工具，它分开人流，一下子就把悠闲的氛围传播到沿线的每一个区域，给你足够的时间观赏两边似乎恒久未变的建筑和瞬息万变的人群。

托普卡珀宫内窗景

我们从电车道折向南边的小路里，石板路面倾斜向下，一直往南可以直达马尔马拉海边。从旅店向北攀上主干道不过一分钟的路程，到这时，我对这座城市的规模略略有了些感觉：在上海待得太久了，都不敢相信步行的效率，不敢相信天空是可以连成一片的，不敢相信一家私人店面是可以随意粉刷、用上自己最喜欢的颜色和图案，甚至无法想象货品是可以如参加狂欢派对一般摆到大众眼皮底下的。伊斯坦布尔有它最著名的集市，所谓Grand Bazaar——“大巴扎”是也，但其实，在城市最热闹的地方，在这个名字拗口的“苏丹艾哈迈德”，风景里有一种浓烈的赶集的味道，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总显得比实际要近。

你总在与人打交道，你必须毫不拘谨地面对大量的人，因为这里没有被那么多自动化的、可以让你经常享受避人独处的东西所征服：连续数日，我甚至没见到一个摆弄手机或玩掌上电脑的孩子。在大街上，在广场上，在海滩边，年轻人睁大好奇的眼睛，似乎下一秒钟就会与你打招呼。街头随处可见卖烤栗子的小车，我甚至觉得，那栗子都是有表情的，因为货郎货娘们将烤炉里的栗子取出来，一行行排开在车上，绽开的壳里露出带一小块焦黑的鹅黄的栗子肉，一副开口欲言的形状。

街头的烤栗子

1922年，穆斯塔法-凯末尔挽救了危难中的土耳其，把都城迁到高原腹地的安卡拉。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摧残和奥斯曼帝国的毁灭之后，凯末尔不敢再冒险，为了显耀土耳其的欧洲血统而把国家的心脏保留在濒海的枢纽之城。他真是英明，从此，土耳其像俄罗斯一样拥有了“双核”——一个旧都，一个新都；一个经济与文化的首都和一个政治的首都。在我们所住的Cordial Hostel里，一位圆脸的旅行社服务人员几句话就打消了我去走访安卡拉的愿望，在他看来，对于一个有心于历史文化的旅者，拥有全国70%最富裕人口的伊斯坦布尔保留了帝国存在时的光荣和沉没后的余晖。

关于这种余晖，我的直接印象来源于帕慕克《伊斯坦布尔》里的黑白照片：门玻璃上薄薄一层雨雾之外有轨电车模糊的影子，风雪之日的大清真寺，海边宏伟要塞下的简陋平房，废墟一样的民居前停驻的马车，梅林大师的奥斯曼宫廷画，等等。我记得帕慕克所说的“排山倒海的忧伤”，每个伊斯坦布尔人的心灵多少都被这忧伤所渗透，于是我在见到的每一个土耳其人的外貌里寻找它的痕迹，求证一个长时间来的印象：土耳其男人即便生得膘肥体壮、满面胡楂，眼神中也少不了一种阴柔的、郁郁的神采。而夏多布里昂在二百年前记述道：“这座不同一般的城市中几乎见不到一个妇女”，而现在，展现在我面前的她已把平权的雨露施与传统穆斯林社会里弱势的妇女、小孩和异教徒，尽管如此，公众场合可见的妇女数量依然不及男人的一半。那些形象完全不受宗教束缚的土耳其现代女性，不怎么肯在老街区铭刻有土耳其语古诗诗句的长椅上闲坐，她们往往趁夜直奔西式的酒廊街，以及金角湾北边的贝伊奥卢和西什利，享受谈不上有太多“民族风情”的社交生活。

托普卡珀宫门口

连续数日的上午，伊斯坦布尔都笼罩在阴天里，似乎有意让我们进入帕慕克所描绘的那种人人心事重重的景观。我们所住的苏丹艾哈迈德区是三大历史建筑——蓝色清真寺、艾亚-索菲亚清真寺以及托普卡珀宫——的所在地，三者自南向北连成一线，排列在海峡和地中海的交界处。从旅馆出门步行下坡十分钟，就能到达蓝色清真寺，原名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往北一些是艾亚-索菲亚清真寺，再往北就是早期苏丹们居住的托普卡珀皇宫。这片区域绿树成行、古迹林立，从西南往东北方向形成很规则的矩形，一片片小块草坪铺点其间，草坪的边缘立着通体白色的路灯灯杆，灯泡被笼在带有皇冠形尖顶和精巧边饰的玻璃罩里，很像国际象棋棋子里“皇后”的模样。

草坪之间，显眼地立着三根形态各有千秋的古柱：君士坦丁石柱、青铜蛇柱和狄奥多西方尖碑，沿着通往蓝色清真寺的主路排成一行。三大柱各有故事，我入境随俗，不由自主地喜欢上那根看起来最有残相的孔雀蓝色的蛇柱：它从地下伸出，所立基的地平面乃是当初君士坦丁大帝给都城选址的原始地面。

面向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鲁梅利城堡

奥斯曼的帝王们把自己的宫殿建立在拜占庭的旧址之上，让“征服”一词得到最好的诠释。近百年来，考古人员从未停止在苏丹艾哈迈德区的发掘工作，试图分离垂直叠加的历史遗迹并让其各归其位，他们的成果包括一座由查士丁尼建造的“教皇地下水宫”，还有一大批拜占庭石板镶嵌画，被陆续收藏进了镶嵌画博物馆，最大限度复原后贴上馆内的四壁。

还不得不提及这城里的另一大景观。土耳其街道上多流浪狗，据帕慕克说，不是因为民众都欢迎它们，而是管不过来，只好任其散漫游荡。我们待的日子不长，但一路见到和抚摸过极多的狗与猫：它们在人们的腿脚之间穿行，在汽车和电车的头尾急匆匆跑来跑去；很多狗像一台台待机的电脑那样，躺在石子路面或缝隙很大的黑石路面上打盹，猫则尤爱居民区、清真寺、墓园这些地方，三五成群，寻找食物。它们，连同清真寺和广场上无处不在的鸽子一起，都和人一样共享地中海餐饮习惯——以面包为日常主食。

伊斯坦布尔海边木造屋

在我们看来如此乖顺的小畜，在《纯真博物馆》男主角凯末尔的眼里，却是“空无一人的黑暗小巷”的唯一住户，这些小巷两侧是水泥公寓大楼，“白天因为丑陋和破旧而让我难过”。不过，小说叙事的背景毕竟是20世纪70年代。今天这些旧楼即使没被拆除，据我们所见，也多被漆上了各式各样的涂鸦作品，更不用说在贝伊奥卢、贝西克塔什、西什利、埃米诺努这些商业味更重的地方。整整9年，凯末尔天天从富人区尼相塔什前往楚库尔主麻大街，去拜访他的情人芙颂及其父母和名义上的丈夫所居住的“黑暗小巷”的深处，这陋巷也由此一洗颓容，“充满了诗意和神秘”。

芙颂考驾照的一节，尤其拉近了帕慕克和我的距离：他不再炫耀自己的地方性知识，而真正关心起“众生”，关心起像考交规、路考、走考官后门这类鸡零狗碎的事情来。芙颂考问凯末尔“交通”的概念，对方答不上来，芙颂笑道：“交通是行人、动物、机动车在公路上的状态和行动。”

我猜测这是交规第一条里的话。原来在土耳其，“动物”是排在“机动车”之前的交通主体，土耳其的驾车人要像尊重行人通行权一样地关照过街的动物，不管它有没有主人。在伊斯坦布尔，我真的没觉得动物是点缀，是在两条腿丛林之间凑趣解闷的四条腿；我觉得所有生命的相互距离都很近，每一种生物——人、猫、狗、鸽子、燕子、鹳、黄嘴鸥、信天翁以及栗子树、橘树、柏树、托普卡珀宫外的木兰树——都是城市之主。

如果说穆罕默德二世是第一个主人的话，那么现在，城市属于居住在这里的每一个生命。他们背后是铅灰色的清真寺和宫殿，还有常常设在地势隆起的半坡上的墓园，向这凡间的生命通报神明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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