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里斯的审判》　　(1636年) 　　油画　　鲁本斯

《阿维尼翁的少女》（1909年）　　油画 毕加索

《慵懒的少女》 油画 赵兽

艺术现象

撰文：老言

策划：黄颂豪

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曾经用英国侦探小说家克里斯蒂娜的一篇小说来说明趣味的意义。熟悉克里斯蒂娜小说模式的人都清楚，她总是把罪案放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然后通过推理、分析和排查找出凶手。这一次也同样，凶杀案发生在一群贵族当中，每一个人照例被怀疑是凶手。破案的关键和一次谈到“帕里斯的审判”的话题有关。“帕里斯的审判”是一个著名的古希腊传说，同时也是这群贵族彼此都了解的故事。他们热衷于讨论其中的细节与含义，而不必做解释，因为这是他们“教养”的一部分，这个传说是他们这个圈子的“行话”之一。所以，当其中一个衣冠楚楚的人诧异地问：“巴黎发生了什么审判”时，凶手也就自我暴露了，因为他居然不知道这个传说。

尽管趣味没有错对之分，没有敌我之别，但趣味阻隔着不同的人群，成为彼此认同的条件。只有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趣味才会成为一种权力，有人因之而出人头地，有人则不断遭殃。

这个故事说明趣味是一种身份的标志，也是区分圈子的重要依据。尽管趣味没有错对之分，没有敌我之别，但趣味阻隔着不同的人群，成为彼此认同的条件。只有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趣味才会成为一种权力，有人因之而出人头地，有人则不断遭殃。比如，在一个极端的年代，当某一种趣味被定义为“无产阶级”时，与之相反的就只能是“资产阶级”。这时持何种趣味就变得非常严峻了。这说明，趣味问题切莫等闲看待。

虽然今天已经没有什么人会因为趣味而大遭其殃，但趣味仍然分隔着不同的人群，并在艺术界造成广泛的影响，形成大小不一的趣味集团。他们彼此对立，互不买账，公开漫骂。在趣味圈子内部，也会有人因为更好地体现了圈子趣味而成为领袖，成为领导这个圈子走向社会的“大师”，伴随着他们而来的，大概就是圈子化批评，好让大师不断升级，最后变成名副其实的“巨匠”。至于不同的圈子，那就只能是指责，甚至会指责得很过分。

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与艺术圈子的复杂性在一般情况下是成正比的，否则我们就会丧失艺术繁荣的表征……有人说艺术是一个鱼目混珠的大江湖，是有道理的。

吹捧与指责都可以看作是不同趣味的对抗与张扬，是一种典型的趣味博弈。这里没有绝对的错与对。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认真阅读大部分与趣味有关的吹捧与指责时，我觉得我们可能会为找不到与吹捧和指责相关的关键词的准确定义而苦恼。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与艺术圈子的复杂性在一般情况下是成正比的，否则我们就会丧失艺术繁荣的表征。更令人感兴趣的是，艺术圈子还有层级之分，像一连串的套套那样，互相套着，大的套小的，小的套着更小的，或者相反，小的套着大的，然后大的就套成了小的。所以，有人说艺术是一个鱼目混珠的大江湖，是有道理的。

这说明小圈子固然有小圈子的趣味，但大圈子也有大圈子的意义，这个意义就像辨别身份那样，区分因趣味、职业而不同的人群。比如，在艺术内部，抽象主义、表现主义、观念主义(姑且名之)和写实主义分属于不同的趣味集团，但在社会层面上，抽象也好，表现也好，观念也好，写实也好，他们都可以统称为“艺术界”。这种圈内圈外小圈大圈的复杂关系，说明趣味战争既有可能发生在艺术的内部，也有可能发生在艺术的外部。有时突然会因为一些更大范围的趣味问题，在艺术界出现了奇特的反应；有时则会因为一个词的流行，居然让艺术界空前一致，共同接受“战斗的洗礼”。

只要是职业画家，不管画得如何，打死也不能承认，自己是个“行货”画家，这是艺术界的第一通则。反过来，只要有谁想把讨厌的某人驱逐出艺术界，成功地把他和“行货”挂钩也就大功告成了。

“行货”就是这样一个词。几乎整个艺术界都像避开瘟疫一样避开这个词，哪怕某些“公认”以画“行货”为生的画家，也会羞于用这个词来装点自己。人们只要翻阅一下大量报道深圳大芬村的文章，就会惊讶地发现，生活在这个被媒体誉为“中国油画第一村”的、靠临摹名作和拼凑风格为生的画师们，居然对外一再表示，他们是希望“原创”的，画“行货”实在迫不得已。这说明，在艺术界，只要谁承认自己是个“行货”画家，那他也就等于自我放逐。所以，只要是职业画家，不管画得如何，打死也不能承认，自己是个“行货”画家，这是艺术界的第一通则。反过来，只要有谁想把讨厌的某人驱逐出艺术界，成功地把他和“行货”挂钩也就大功告成了。

然而，什么是“行货”？“行货”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趣味？我发现我也很难给出一个关于“行货”的准确定义。所有指责“行货”的说法，大概都可以在公认的“大师”身上找到相应证据。比如说，“行货”指的是重复生产，可有哪一个大画家一生不在重复自己？难道真的他可以每天都画出不同的东西来吗？即使是多变的毕加索，一生也不过几种样式而已。又比如说，“行货”指的是艳俗，可我们今天的画坛早已流行“艳俗风”了，甚至不艳俗就不当代。天才的艺术家发现，只要够胆，人间有多少种艳俗样式，大方地拿过来就是了，根本不用有什么顾虑。再比如说，“行货”指的是熟练，一种过度的烂熟，可世上又有哪一种“成功”的描绘不是靠熟练才练就出来的？“艺术”是一个雅词，说出来让人肃然起敬，可从普及角度看，“艺术”也不过是手工艺人的一种熟练的把戏，熟练了，不也就成了吗？! 再比如说，“行货”指的是讨好与献媚，可从某种意义来看，世上又有什么样的艺术不是讨好，不是献媚？讨好中产阶级固然不好，可讨好大众就好了吗？那么，讨好自己呢？自我表现一把呢？可自我表现也难以长久，也会成为另外一种过分自爱的“行货”而遭人唾弃，最后也会变成一个“艺术祥林嫂”，除了唠叨就别无所长。

况且，对趣味还有一个从陌生到熟悉再到“行货”的学习过程。上世纪30年代，中国艺术界中有一批坚定的现代主义者，不顾中国社会的实情和大众趣味，大胆引进马踢死（徐悲鸿语）和毕加索的风格，其中有人为此付出了一生代价。在这些中国现代主义者中，有一个广东人叫赵兽，当年画一种接近抽象风格的作品。此人后来居然消失了，1949年以后在一家国营农场务农，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被重新发现，成了一位中国现代主义的“活化石”。当广东美术馆的有关研究人员找到他和他的后人时，这位“活化石先生”的自我定位是“东方毕加索”，他的儿子也认同父亲的这个定位。研究人员对这个定位只能听之任之，因为，赵兽用一生的代价来博取“东方毕加索”的称号，后人确实无法嘲弄，除了敬佩也还是敬佩，尽管毕加索本人生活豪华。我只能说，经过那么多年的岁月，赵兽的趣味的确也已经“千古”，因为他对毕加索的认识，也还是他年轻时的样子，并没有多少变化。今天，如果还有谁真的去模仿毕加索的风格，我们就只能准确地形容他为“行货”，画毕加索式的“行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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