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申玉琢

成都自同治、光绪以来就办有恤嫠局，它既是满清的新政之一，也是封建社会束缚寡妇的“牢狱”，所以人们又将其称为“寡妇院”，并一直沿袭到民国晚期。

恤嫠局设在市中心的骆公祠（原名子龙塘，后改为和平街），开设以来不知有多少寡妇在这与世隔绝的“女监”中，红颜凋零，终老一生。

在旧社会寡妇是不准改嫁的。1910年版的《成都府志》中，就有“俗耻再醮，寡妇再嫁谓之‘换家’，须拆墙破壁而出，不得经由正门”和“嫁必夜出，由娶者负之，脚不能履地”等记载。正是这些纲常名教，将寡妇逼得惟有守节，才算正道。但孤贫无助的寡妇，备受凌辱不说，且饔飧难继，也只能入住恤嫠局，方可苦捱岁月。

恤嫠局日夜紧闭的门上，挂有“男客止步”的告示牌，并横有一把大锁，非局长之命，不得开启。旁边另设一小门，由两名老妪日夜看守，专供管理人员进出。

恤嫠局定有苛刻的清规戒律：寡妇不得出大门，不得会见男性，不得穿红戴绿，不得读书看报，不得唱歌度曲……等等。生活上则数人合住一室，木板搭成的通铺可供坐卧，白天做工，如缝衣、做鞋、刺绣，自食其力；临睡前还得齐声背诵“节妇须知”三遍，方准就寝。

该局最初由上面委派一名候补知县主持，经费也还充足。到了民国时期，因战乱不断，预算减少，加上管理人员层层克扣，其状况差乱之极，甚至一日三餐也难以为继。

这情况被一胡姓南洋巨商知道后，于当年中秋节，特向成都恤嫠局、育婴堂、慈惠堂等慈善单位，每人赠送月饼四个。可是待发到这些贫民手里时，已克扣成“每人锅盔半块”了！

上面还规定，凡是进恤嫠局的寡妇，不得自行退出，带有孤儿的，须将孤儿交给育婴堂或托付给亲戚照料，只有到儿子长大成人，生活有着，方能由儿子领回奉养。但女儿或女婿均不得将寡母接走。

恤嫠局还闹出过这样的悲剧：有个年约30岁的妇女，在儿子9岁那年死去丈夫，因不堪堂叔堂侄多方勒索，又怕某些不三不四的邻居骚扰，万般无奈，只得将儿子送进孤儿院，自己住进恤嫠局。岂料，儿子不久病死，万念俱灰的她，只好悬梁自尽。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恤嫠局的寡妇大多是茹苦含怨离开人间的。

上世纪30年代末，宋庆龄、何香凝等到成都，曾指示妇协、妇联等单位对恤嫠局进行整顿，一面劝说和指导寡妇改嫁，一面改善恤嫠局的管理，并允许寡妇不必入内居住，每人发给牌照一具，可按月来局领款，每人每月可领折合大米二斗的钱，吃饭绰绰有余。

再后来，因社会进步，贞操、守节等概念逐渐淡出人们的观念，寡妇不仅有再嫁的权利，更有广交男友的自由，作为救助性质的恤嫠局，也因完成使命而退出历史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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