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与夫人克尼碧尔

2010年是俄罗斯小说家、戏剧家契诃夫诞辰150周年。在关注这位现实主义伟大作家的艺术世界的同时，我们不妨将目光投向体现在他言谈举止和创作思想中的人格魅力。

1898年9月的一天，前往莫斯科艺术剧院和《海鸥》剧组见面的契诃夫与女演员克尼碧尔一见钟情，克尼碧尔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第一次站在契诃夫面前的那一刹那。我们都深深地感觉到了他人性的魅力，他的纯朴，他的不善于‘教诲’和‘指导’……”打动克尼碧尔的是契诃夫的“纯朴”和“不善教诲”，而契诃夫的善良则不仅体现在他的举止和性格上，也渗透在他的创作和思想中。

与大多数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作家不同，契诃夫并非贵族出身。1889年，契诃夫在致友人苏沃林的信中这样写道：“贵族作家们天生免费得到的东西，平民知识分子们却要以青春为代价去购买。”他希望苏沃林写一部短篇小说，讲述一个青年，他是一个农奴的后代，怎样将自己身上的奴性一点一滴地挤走，“让血管里流动的不再是奴隶的血，而是真正的人的血……”契诃夫建议描写的这个“青年”，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他自己。

艰难的成长环境往往会使人愤世嫉俗，敌视一切存在，但也有可能养成一个人低调、内敛和宽容的生活风格，契诃夫就属于后者。

在父亲因破产躲债逃往莫斯科后，十几岁的契诃夫独自一人留在故乡塔甘罗格，寄人篱下，他一边上学一边做家教，把挣来的钱寄往莫斯科补贴家人；对性格粗暴、专断的父亲，契诃夫刻意保持距离，但对善良的母亲很孝敬，据说，他在莫斯科大学医学院上学时的第一次投稿，就是为了挣稿费给母亲买生日蛋糕；自医学院毕业后不久，契诃夫便弃医从文，但他一生里经常免费给人看病，甚至在自己患病的情况下仍坚持“出诊”；契诃夫1890年的萨哈林之行不仅留下一部特写集，更让世人充分感受到了他所表现出来的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契诃夫曾被托尔斯泰称为“小说中的普希金”，也被公认为最杰出的短篇小说家之一，但他从不以大师自居，而与其同时代的所有作家几乎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无论是年长者如托尔斯泰，还是比他年轻的如高尔基；有着强烈平等意识的契诃夫，一贯反对“天才”和“庸人”、“诗人”和“群氓”等等的对立。

在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后，契诃夫给妹妹立下遗嘱，将财产分别留给母亲、妹妹和妻子，他特意强调，“在母亲和你去世之后，全部财产捐给塔甘罗格市政府用作家乡教育基金”。他在遗嘱的最后写道：“帮助穷人，爱护母亲，保持全家的和睦。”小说《草原》写成之后，契诃夫曾谦虚地表示，“草原之王”果戈理或许会为之生气，因为“我怀着善意闯入了他的领地”。而契诃夫的“善意”，则的确是他始终怀有的，在他的一生中随处可见。　　

契诃夫的善良，更深刻地体现在他的创作中。契诃夫的许多中短篇小说在中国家喻户晓，人们在肯定它们叙述简洁、形象鲜活的同时，也往往喜欢强调契诃夫的“辛辣嘲讽”、“无情鞭笞”。其实，契诃夫对笔下的主人公是充满爱意的，即使对于那些“反派”人物，也不采取敌视态度或抱有恶意。借用普希金概括果戈理创作的话来说，契诃夫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揭示“庸俗人的庸俗”，然而，契诃夫之所以写人的“庸俗”，正是为了表达他对现实中人性和人格之不完善的痛心疾首，其目的仍在于治病救人。契诃夫试图在其创作中营造一个各色文学人物平等共处的“民主王国”，诚如他自己所言，他的作品中“既没有恶棍，也没有天使……我不谴责任何人，也不为任何人辩护”。

挤出奴性，给人性腾出空间，实现人在精神上的充分发展，让所有人平等地共享民主的社会和自由的王国，这应该就是契诃夫及其文学的根本追求。契诃夫很早就体验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和隔膜，感觉到环境对人构成的强大挑战，并在《忧伤》、《草原》和《第六病室》等作品中给出了相应的艺术表达。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对人的信赖和关于人的信念，而始终赋予其笔下人物以强烈的理想色彩，而且，越到创作后期，这种相信人的未来的大善良表现得越明显。

值得一提的还有契诃夫笔下的女性形象，无论是小说中的“带小狗的女人”和“新娘”，还是戏剧中的“三姐妹”，她们对理想的憧憬，对新生活的向往，既体现了契诃夫本人关爱女性、主张性别平等的“女性主义”，同时也是契诃夫本人关于人的信念的具体显现。

契诃夫去世100周年时，莫斯科艺术剧院前的街角矗立起一座契诃夫纪念碑，纪念碑仿佛就是契诃夫谦逊和善良的化身：身材修长的契诃夫背倚着一座半人高的台子，身体有几分紧张，似乎正要起身来帮助眼前的路人，他清瘦的脸庞上呈现出倦态甚至病容，但俯视的双目中分明含有悲悯和体谅。是的，契诃夫忧郁的眼神中似乎总是带有同情的温存，他宁静的神态里仿佛蕴含着人道的热忱。有人说，作为一名医生的契诃夫终生都在为人看病，但作为一位作家的契诃夫从未开出任何一张药方。

在当下，契诃夫的平和与“中立”，契诃夫的冷静和宽容，较之于那些自诩的“灵魂工程师”和“生活教科书”，会让我们感到更为亲近。契诃夫的善良和宽容，契诃夫的平等意识和“挤出奴性”的吁求，无疑是契诃夫创作的现代意义的重要内涵之一，在他诞生150年后的今天，我们似乎更能感觉到他的善良以及这种善良里所蕴含着的伟大和崇高。

2010年是俄罗斯小说家、戏剧家契诃夫诞辰150周年。在关注这位现实主义伟大作家的艺术世界的同时，我们不妨将目光投向体现在他言谈举止和创作思想中的人格魅力。

1898年9月的一天，前往莫斯科艺术剧院和《海鸥》剧组见面的契诃夫与女演员克尼碧尔一见钟情，克尼碧尔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第一次站在契诃夫面前的那一刹那。我们都深深地感觉到了他人性的魅力，他的纯朴，他的不善于‘教诲’和‘指导’……”打动克尼碧尔的是契诃夫的“纯朴”和“不善教诲”，而契诃夫的善良则不仅体现在他的举止和性格上，也渗透在他的创作和思想中。

与大多数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作家不同，契诃夫并非贵族出身。1889年，契诃夫在致友人苏沃林的信中这样写道：“贵族作家们天生免费得到的东西，平民知识分子们却要以青春为代价去购买。”他希望苏沃林写一部短篇小说，讲述一个青年，他是一个农奴的后代，怎样将自己身上的奴性一点一滴地挤走，“让血管里流动的不再是奴隶的血，而是真正的人的血……”契诃夫建议描写的这个“青年”，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他自己。

艰难的成长环境往往会使人愤世嫉俗，敌视一切存在，但也有可能养成一个人低调、内敛和宽容的生活风格，契诃夫就属于后者。

在父亲因破产躲债逃往莫斯科后，十几岁的契诃夫独自一人留在故乡塔甘罗格，寄人篱下，他一边上学一边做家教，把挣来的钱寄往莫斯科补贴家人；对性格粗暴、专断的父亲，契诃夫刻意保持距离，但对善良的母亲很孝敬，据说，他在莫斯科大学医学院上学时的第一次投稿，就是为了挣稿费给母亲买生日蛋糕；自医学院毕业后不久，契诃夫便弃医从文，但他一生里经常免费给人看病，甚至在自己患病的情况下仍坚持“出诊”；契诃夫1890年的萨哈林之行不仅留下一部特写集，更让世人充分感受到了他所表现出来的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契诃夫曾被托尔斯泰称为“小说中的普希金”，也被公认为最杰出的短篇小说家之一，但他从不以大师自居，而与其同时代的所有作家几乎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无论是年长者如托尔斯泰，还是比他年轻的如高尔基；有着强烈平等意识的契诃夫，一贯反对“天才”和“庸人”、“诗人”和“群氓”等等的对立。

在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后，契诃夫给妹妹立下遗嘱，将财产分别留给母亲、妹妹和妻子，他特意强调，“在母亲和你去世之后，全部财产捐给塔甘罗格市政府用作家乡教育基金”。他在遗嘱的最后写道：“帮助穷人，爱护母亲，保持全家的和睦。”小说《草原》写成之后，契诃夫曾谦虚地表示，“草原之王”果戈理或许会为之生气，因为“我怀着善意闯入了他的领地”。而契诃夫的“善意”，则的确是他始终怀有的，在他的一生中随处可见。　　

契诃夫的善良，更深刻地体现在他的创作中。契诃夫的许多中短篇小说在中国家喻户晓，人们在肯定它们叙述简洁、形象鲜活的同时，也往往喜欢强调契诃夫的“辛辣嘲讽”、“无情鞭笞”。其实，契诃夫对笔下的主人公是充满爱意的，即使对于那些“反派”人物，也不采取敌视态度或抱有恶意。借用普希金概括果戈理创作的话来说，契诃夫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揭示“庸俗人的庸俗”，然而，契诃夫之所以写人的“庸俗”，正是为了表达他对现实中人性和人格之不完善的痛心疾首，其目的仍在于治病救人。契诃夫试图在其创作中营造一个各色文学人物平等共处的“民主王国”，诚如他自己所言，他的作品中“既没有恶棍，也没有天使……我不谴责任何人，也不为任何人辩护”。

挤出奴性，给人性腾出空间，实现人在精神上的充分发展，让所有人平等地共享民主的社会和自由的王国，这应该就是契诃夫及其文学的根本追求。契诃夫很早就体验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和隔膜，感觉到环境对人构成的强大挑战，并在《忧伤》、《草原》和《第六病室》等作品中给出了相应的艺术表达。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对人的信赖和关于人的信念，而始终赋予其笔下人物以强烈的理想色彩，而且，越到创作后期，这种相信人的未来的大善良表现得越明显。

值得一提的还有契诃夫笔下的女性形象，无论是小说中的“带小狗的女人”和“新娘”，还是戏剧中的“三姐妹”，她们对理想的憧憬，对新生活的向往，既体现了契诃夫本人关爱女性、主张性别平等的“女性主义”，同时也是契诃夫本人关于人的信念的具体显现。

契诃夫去世100周年时，莫斯科艺术剧院前的街角矗立起一座契诃夫纪念碑，纪念碑仿佛就是契诃夫谦逊和善良的化身：身材修长的契诃夫背倚着一座半人高的台子，身体有几分紧张，似乎正要起身来帮助眼前的路人，他清瘦的脸庞上呈现出倦态甚至病容，但俯视的双目中分明含有悲悯和体谅。是的，契诃夫忧郁的眼神中似乎总是带有同情的温存，他宁静的神态里仿佛蕴含着人道的热忱。有人说，作为一名医生的契诃夫终生都在为人看病，但作为一位作家的契诃夫从未开出任何一张药方。

在当下，契诃夫的平和与“中立”，契诃夫的冷静和宽容，较之于那些自诩的“灵魂工程师”和“生活教科书”，会让我们感到更为亲近。契诃夫的善良和宽容，契诃夫的平等意识和“挤出奴性”的吁求，无疑是契诃夫创作的现代意义的重要内涵之一，在他诞生150年后的今天，我们似乎更能感觉到他的善良以及这种善良里所蕴含着的伟大和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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