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繁仁的生态美学，正是建立在他独特的“生态存在论美学”的基础上的，《生态美学导论》由此夯实了它的哲学根基，摒弃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认识论，运用生态学的整体主义观点来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

按照曾繁仁的观点，“生态存在论美学”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到了“生态整体论”，使面对自然的审美态度得以真正确立；在美学观上，从自然美是“人化的自然”转到“人与自然的共生”上来；在审美观的性质上，从人对自然的审美态度的单纯审美观，转化为一种人生观与世界观，这也是适应了中国新时期的社会思潮。《生态美学导论》是一部适合于读者们初步了解、全面掌握、进而深入理解“生态美学”的解析之作。

在《生态美学导论》的叙事格局当中，曾繁仁就像给学生讲故事一样，一层一层地拨开“生态美学”的洋葱皮。他从生态美学产生的经济社会背景、哲学文化背景和文学艺术背景入手，让读者从更广阔的语境当中理解了生态美学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在整本书的收尾处，曾繁仁又展望了“生态美学建设”所面临的深入理论问题，包括学科建设与哲学基础、生态与环境美学的关联、未来发展与本土之路的重要问题，呈现出生态美学的整个架构。

这部导论的丰厚之处，就在于它“史论结合”，将生态美学首先还原到历史流变当中。该著作详尽交代了两段相对完整的历史，即中西方共同成就的历史。第一段是生态美学的“西方资源史”，作者的视角上溯到18世纪，从维柯的“原始诗性”论、桑塔耶纳的“自然主义”、杜威的“活的生物”思想再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自然”美学，都一一做出细致梳理，并对“生态神学”及其对《圣经》的生态解读也颇为关注。进而，导论将研究西方的重点放在两个“点”上：一个就是海德格尔“人在世界之中”的生态整体论、大地作为人的生存根据的观念、人与自然平等游戏的“家园意识”；另一个则是以约·瑟帕玛、艾伦·卡尔松等为代表的20世纪环境美学的最新思路。对于“中国生态美学史”，作者则采取了“以点带面”的巧妙方式，对《周易》与儒家、道家与佛教的生态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对《周易》的“生生不息”与道家“天倪”“天钧”思想的阐发，颇具理论新意。

此外，《生态美学导论》对于生态美学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横向的深度阐释。作者既阐发了在马克思主义传统所确立的基本生态思想，也确定了生态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也就是以“生态系统的审美”作为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以“现象学的方法”作为生态美学的研究方法。著作还通过“以史代论”、“论从史出”的方式，梳理了生态美学的诸多基本范畴。在“生态美学本性论”当中，他就综合了从马克思到生态伦理学的各家智慧，由此出发，“诗意的栖居”与“四方游戏”主要撷取自海德格尔，“家园意识”和“场所意识”则被作者赋予了中西合璧的阐发，“生态审美形态”、“生态文艺学”、“生态审美教育”也都成为了生态美学当中的应有之义。

可贵的是，《生态美学导论》采取了生动的文笔，对于中外文学艺术现象进行了个案的解读，使得生态美学可以落归到“生态批评”的实处。在生态美学的中国来源方面，作者就曾从生态的视角阐发“国画”为“自然生态艺术”。作者用专章的形式，以《诗经》与《额尔古纳河右岸》作为代表中国的生态作品，以《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与《白鲸》作为西方生态作品，分别做出了妙趣横生而又异曲同工的“生态化的释读”。

在中国自本生根发展起来的“生态美学”，到总结自身的时候了。曾繁仁的《生态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一部对“中国生态美学”系统阐释的作品。与在西方的生态美学相对于环境美学而言居于边缘的地位不同，生态美学是当代中国美学界的显学。

曾繁仁的生态美学，正是建立在他独特的“生态存在论美学”的基础上的，《生态美学导论》由此夯实了它的哲学根基，摒弃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认识论，运用生态学的整体主义观点来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

按照曾繁仁的观点，“生态存在论美学”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到了“生态整体论”，使面对自然的审美态度得以真正确立；在美学观上，从自然美是“人化的自然”转到“人与自然的共生”上来；在审美观的性质上，从人对自然的审美态度的单纯审美观，转化为一种人生观与世界观，这也是适应了中国新时期的社会思潮。《生态美学导论》是一部适合于读者们初步了解、全面掌握、进而深入理解“生态美学”的解析之作。

在《生态美学导论》的叙事格局当中，曾繁仁就像给学生讲故事一样，一层一层地拨开“生态美学”的洋葱皮。他从生态美学产生的经济社会背景、哲学文化背景和文学艺术背景入手，让读者从更广阔的语境当中理解了生态美学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在整本书的收尾处，曾繁仁又展望了“生态美学建设”所面临的深入理论问题，包括学科建设与哲学基础、生态与环境美学的关联、未来发展与本土之路的重要问题，呈现出生态美学的整个架构。

这部导论的丰厚之处，就在于它“史论结合”，将生态美学首先还原到历史流变当中。该著作详尽交代了两段相对完整的历史，即中西方共同成就的历史。第一段是生态美学的“西方资源史”，作者的视角上溯到18世纪，从维柯的“原始诗性”论、桑塔耶纳的“自然主义”、杜威的“活的生物”思想再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自然”美学，都一一做出细致梳理，并对“生态神学”及其对《圣经》的生态解读也颇为关注。进而，导论将研究西方的重点放在两个“点”上：一个就是海德格尔“人在世界之中”的生态整体论、大地作为人的生存根据的观念、人与自然平等游戏的“家园意识”；另一个则是以约·瑟帕玛、艾伦·卡尔松等为代表的20世纪环境美学的最新思路。对于“中国生态美学史”，作者则采取了“以点带面”的巧妙方式，对《周易》与儒家、道家与佛教的生态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对《周易》的“生生不息”与道家“天倪”“天钧”思想的阐发，颇具理论新意。

此外，《生态美学导论》对于生态美学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横向的深度阐释。作者既阐发了在马克思主义传统所确立的基本生态思想，也确定了生态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也就是以“生态系统的审美”作为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以“现象学的方法”作为生态美学的研究方法。著作还通过“以史代论”、“论从史出”的方式，梳理了生态美学的诸多基本范畴。在“生态美学本性论”当中，他就综合了从马克思到生态伦理学的各家智慧，由此出发，“诗意的栖居”与“四方游戏”主要撷取自海德格尔，“家园意识”和“场所意识”则被作者赋予了中西合璧的阐发，“生态审美形态”、“生态文艺学”、“生态审美教育”也都成为了生态美学当中的应有之义。

可贵的是，《生态美学导论》采取了生动的文笔，对于中外文学艺术现象进行了个案的解读，使得生态美学可以落归到“生态批评”的实处。在生态美学的中国来源方面，作者就曾从生态的视角阐发“国画”为“自然生态艺术”。作者用专章的形式，以《诗经》与《额尔古纳河右岸》作为代表中国的生态作品，以《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与《白鲸》作为西方生态作品，分别做出了妙趣横生而又异曲同工的“生态化的释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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