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有这样一对年轻的中产夫妇，两人决定在有生之年捐出全部积蓄（预计是200万英镑）给欠发达国家的穷人。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如何才能做到？下面就听听妻子伯纳黛特·杨的讲述吧。

■3年捐了5万英镑

10年前，我还只是个学医的穷学生。那个时候，若有人对我说：“你会辛辛苦苦攒200万英镑，然后捐给陌生人。”我一定会对他说：“老兄，你吃错药了吧。”

丈夫托比和我都不是富贵人家出身，我俩甚至买不起房，只好在租住的小公寓里过日子。

别看我们不富裕，却在过去的4年时间里，为他人捐出了5万英镑。这全是丈夫托比的主意。至于捐款的受益者是谁，我们也了如指掌。

我们算了一笔账：一生中，随着收入渐渐增加，储蓄数额也会增加，最终将达到200万英镑——千万别把我们视为大款哦，我们只不过是不爱花钱的人。

200万英镑，可以用来购置房屋或买奢侈品，但老公的意见是“捐出去”，“这笔钱起码可以让数万穷人吃一年饱饭，一个字：值！”

但即便如此，我们俩可不想摆出救世主或大恩人的清高姿态。我们开诚布公地捐款，并不指望大众都来效仿这种做法。

因为我们的捐款举动，身边也有不少好友加入了爱心捐款的行列。但也有很多人明确表示：慈善捐款固然是一件好事，但与他们无关。关于我们夫妻的做法，街头巷尾总是议论不断。

但答案就摆在眼前：爱心捐款使我们活得潇洒快乐，还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夫妻感情。两份收入，捆在一起捐出去，夫妻同心同德，岂不是妙事一桩？

对此，我无悔也无怨。钱财乃身外之物，捐掉并不可惜。

■丈夫提出一生计划

我与托比于1999年在大学里相识。初恋时我不过是个18岁的少女，刚开始攻读医学学位。托比比我大2岁，在朋友的介绍下，我们一见钟情。

5年后，托比到牛津读研究生，和我成了同学。我们在学习和实践中得知，只需要几个英镑，就能改善欠发达国家中一个家庭的生活环境，就能使一家人远离寄生虫。“假如我们从小降生在那些不发达国家，而不是英国，会是什么样？”托比说，“假如我们毕生按照收入的一定比例定期为他们捐款，又会带来什么变化？”

当时，我可谈不上“慷慨大方”。我出生在一个温暖的家庭，家中有5个孩子，我排行老二。我10岁时，妈妈离开了人间，全家靠父亲当教师的收入过活，所以算不上富裕，我也很节俭。

得知托比的想法后，我当然有所担忧：我们会不会过得很苦？托比读研要靠奖学金，而我上学也要依赖家里。说到可以捐出来的钱，充其量不过是平时节省下来的零花钱而已。

捐钱对于当学生的我们来说，似乎有些不太现实。但“毕生捐款助人”，这一点我一定要好好考虑一番。

某一天，趁着喝咖啡的时间，我跟几个好友谈起了这件事，没想到所有人都表示赞同，夸这个点子“很棒”。

随着时间流逝，我对这件事也想得越来越成熟——我坚信男友是正确的。他并非要求我们不吃不喝为欠发达国家的人民捐款，而是说我们花钱时留心点、节约点，这不是一件办不到的事情。

■生活依然充实快乐

2006年底，我俩正式结婚，我也取得了医师资格证。有了工作就有了收入，我们开始了实际的捐款行动。

我俩都在牛津大学担任初级研究员。我的年薪是2.5万至3.5万英镑（工资浮动与是否加班有关），托比的年薪则能达到3.3万英镑。

两人收入凑在一起，我们发现只要能达到4.5万英镑，便可以生活得不错（含基本生活费、旅游费用和娱乐休闲开销），其他的储蓄可以捐给别人。

猛一听，这有些难，但实际做起来并不难。4年来，除去捐款，我们仍可以每周两次去饭馆改善伙食——注意，是在简朴的小酒馆里用餐，不是去星级饭店享受。此外，我们每年至少外出度假两次。

去年6月，我们在湖畔区域跟朋友合租了间大房子度假，每个人每天负担30英镑。8月，我俩去法国度假，住的是50英镑一天的旅馆。

说到时尚穿衣，我不是特别感兴趣，但若看中了某件衣服，也会攒钱把它买下来。去年，我花100英镑买了一件裙装，结果穿着它参加了4场婚礼，可谓超值。

每周，我还能在咖啡店里喝两次卡布奇诺。

除了捐款与日常花销外，我们还攒下了一点钱，过节时给亲朋好友买礼物不成问题。

一面赚钱，一面捐款，一面享受生活，坚持一辈子，我想这不难。

研究表明，收入高了，特别是一个人年收入超过4万英镑时，幸福感反而会下降——这点我们深信不疑。为了不让高收入导致自己的幸福感下降，我们特别设立了 “捐我所能”（GivingWhatWeCan）公益组织。到目前为止，已有60人加入，其中既有我的朋友，也有素不相识的人，捐赠数额已经达到1300万英镑。这些钱目前全在欠发达国家的贫民区中发挥着作用。

对我们来说，这份满足，是疯狂购物所不能带来的。

（梁新亮/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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