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大巴丢行李 索赔8万只得3700

　　失主无法提供购物凭证、失物照片等

去年7月2日，加拿大人杰克（化名）坐大巴从香港到中山准备迎娶新娘，但到中山下车后却发现行李不见了。在向大巴运输公司索赔无果后，杰克将运输公司告上法庭，并向相关运输公司索赔8万元。运输公司称：“我们运的是人，不是货；而且他也没有买货票。”但该案经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审理后，法院酌定涉案运输公司荣利公司、永东公司向杰克赔偿3700元。

事发：行李丢了向运输公司索赔

杰克与中山人吴女士约定于2012年7月6日在中山登记结婚。去年7月1日，杰克从加拿大飞到了香港。次日，杰克从香港国际机场乘坐永东公司的巴士抵达深圳湾口岸，并在深圳湾口岸换乘荣利公司的巴士前往中山。换乘车辆时，杰克在引导人员的指引下，将两件行李放在荣利公司大巴下面的行李舱，并随身携带一个小包上车。当日17时30分，大巴到达中山汽车总站，杰克下车时发现其中一箱行李丢失了。杰克称行李中有一对荷兰产的钻石金耳环和一个贝壳珍珠胸针，价值近8万元人民币。事发后，杰克与荣利公司交涉未果。

2012年7月3日，杰克向中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西苑派出所报警，但报警后，一直没有找回丢失的行李。2012年7月19日，杰克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杰克认为，行李丢失的过错在于荣利公司，由于永东公司与荣利公司是合作关系，所以他们应赔偿自己的损失，合计人民币8万元。

公司：我们承运的是旅客不是货物

据当时驾车的荣利公司巴士司机黄烈炜表示，当日，他看到杰克上车时，确实携带了两件行李，大巴在行驶途中不上客，但曾有客人在港口镇星晨花园站下车。17时许，大巴停靠西区富华酒店站，杰克下车取行李时发现其中一件行李不见了。

当时黄烈炜把车底两边行李舱都打开，但还是没有找到行李。黄烈炜称，在乘客下车时，他没有陪同乘客取行李，而是坐在司机位置控制车门和行李舱，并看着大巴的后视镜，留意行李舱的情况；但因为乘客很多，每个乘客分别有什么行李他也记不清楚，也没有看见可疑情况。而且该大巴没有收取乘客的行李票，并不负责保管行李。

荣利公司亦认为，他们承运的是旅客而不是货物，只负责旅客在运输途中的人身安全及准时到达目的地，服务的对象不包含旅客托运的物品；他们只是在大巴上为乘客免费提供存放行李的地方，也没有收取行李的托运保管费，因此公司不负责为乘客保管行李，如有遗失也不负责赔偿。此外，杰克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的行李是在大巴上丢失的，不能证实行李的丢失是公司员工或车辆问题所导致。另外，杰克进入中国境内要经过海关，按照规定，超过5000美元价值的行李要进行申报，但没有证据显示杰克进行过申报。

法院：运输公司应尽安全保障义务

法院则认为，本案是涉外及涉港公路运输合同纠纷。杰克搭乘巴士的目的地在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辖区，该院作为具有涉外及涉港民商事案件管辖权的法院，对本案行使司法管辖权。

根据杰克的陈述，他换乘荣利公司的巴士时，将两件行李存放在巴士下面的行李舱，但下车时不见了其中的一件行李；荣利公司司机黄烈炜在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中也明确提到杰克上车时携带了两件行李，印证了杰克的说法属实。因此，法院认定杰克的行李丢失的情况属实，且行李是在荣利公司运输的区段丢失。

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既然杰克被允许免费托运行李，荣利公司理应对旅客托运的行李附有安全运输的义务，将行李安全运送到目的地。荣利公司对于存放在行李舱的行李没有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在旅客上车时没有对存放于行李舱内的行李进行登记，在旅客下车时提取行李也明显没有履行监管职责，因此荣利公司并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存在过错。而永东公司作为与杰克订立合同的承运人，荣利公司作为损失发生区段的实际承运人，应连带对杰克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但对于具体的赔偿数额，法院则认为，由于杰克对他损失的物品没有提交任何购物凭证，而他在向公安机关报案时并没有反映过丢失的胸针和耳环极为贵重，而是将它们与其他物品一并估值，合计为600加元。杰克也没有提供这两件物品的原始照片等作为证据参考，因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法院酌定荣利公司、永东公司连带向杰克赔偿3700元。由于双方未提起上诉，该案判决现已生效。

律师提醒：

乘车应保留票据

贵重物品随身带

律师陈经文告诉记者，乘客在乘车途中丢失了行李，若是因为运输公司保管不善，公司必然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在实际生活中，这类的案例极少，主要原因在于乘客无法证明自己确切的损失，因此，也很难获得相应的赔偿。

比如本案中的杰克，他说自己的损失物品价值8万元人民币，而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损失的标的无法证实，也就比较难得到法庭的支持。陈律师建议，大家在乘车途中应尽量保留票据作为凭证，而贵重物品，也只能尽量随身携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