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路申遗困难在哪？ 多国合作、海陆联动难

从京杭大运河到丝绸之路再到茶马古道，文化线路的概念自提出以来，迅速成为近年来世界遗产保护界关注的热点。近年来，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工作不断推进，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业已提出，关于文化线路遗产的研究随之从关注陆地文化线路转向“海陆联动”。

但对于正在进行中的海上丝绸之路申遗，文化线路的“海陆联动”又有怎样的重要性？

1994年，在马德里召开的文化线路遗产专家会议第一次比较清晰地提出了文化线路遗产的概念。此后，这一概念的内涵不断丰富完善。200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了《文化线路宪章》，文化线路作为新的大型遗产类型被正式纳入《世界遗产名录》范畴。

文化线路遗产的提出标志着文化遗产保护由重视单个遗产向同时重视群体遗产发展。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曾提出，文化线路具有多维度的文化内涵，它通常指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形区域内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族群，是文化遗产资源的集合，文化线路作为动态的、开放的概念，为深刻理解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提供了新观念。

文化线路概念的提出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影响深远。自1993年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德·卡姆波斯拉朝圣之路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法国的米迪运河、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防御战线、印度的大吉岭铁路、以色列的香料之路等相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所长曲金良表示，海上文化线路遗产的历史内涵广泛而丰富，远超以海上贸易为中心视域的历史遗产内涵。

作为一种新型文化遗产，文化线路遗产拓展了文化遗产规模，而海上文化线路遗产是文化线路遗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鲁东大学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所所长刘凤鸣认为，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海洋大国，历史上形成了多条连通海外的海上文化线路，亟待学界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历史上，我国有发达的航海技术，与海外多个国家实现了政治互动、经济互连、文化互通，并形成了丰富的海上文化线路遗产。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李金明告诉记者，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沿途，国内外均保留了一些海上文化线路遗产。例如，唐代阿拉伯商人在广州建立的怀圣寺；宋代阿拉伯的斯拉夫商人在泉州建立的清净寺；郑和统率船队到达印度西南海岸的古里国时，在当地建立碑庭，其铭文云：“此去中国，十万余程。民物咸若，熙皡同情。永示万世，地平天成。”

海上文化线路遗产十分丰富，但其研究和保护与京杭大运河、茶马古道等陆上文化线路遗产相比，显得相对“冷清”。

刘凤鸣告诉记者，纵观中国的丝绸之路研究史，当前学界仍偏重研究西北陆路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则起步较晚，且重视程度不够。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当前的研究很少将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文化线路整体进行考察，研究力量也较为薄弱。

曲金良表示，学界对中国海洋文化全面系统的研究尚未开始，更遑论立体、深入，甚至连全面整体的基本“家底”尚未掌握，自然谈不上评价利用了。他认为，从国际上看，尽管海洋是人类最大的依存与发展空间，跨海交流的海上线路是典型而广泛的文化交流线路，但已有世界遗产中还未设立专门的海洋文化遗产（尽管有不少与海洋相关的遗产）；从国内来看，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海洋大国，有多条连通海外的海上文化线路，但对海洋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重视还不够，缺少专门的系统研究和作为跨国合作行为的“世遗”申报。

与众多陆上的文化线路遗产不同，海上文化遗产多纵贯或横跨多个国家，其背后是历史上不同国家或地区间人们持续、多维、互惠的交换与交流，因此跨国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曲金良告诉记者，当前中国海洋大学已和韩国、日本等国的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但这种合作较为零散，尚未形成整体的合作理念和方式，未来应从更高的层面展开跨国合作，共同推进海上文化线路遗产的保护与价值利用。

丝绸之路曾在中国与东亚诸国的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友好往来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凤鸣表示，在丝绸之路全面复兴的大背景下，应将丝绸之路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整合研究开发，重视连接韩国和日本等国家的东方丝绸之路研究，为对外文化、经济交流注入新动力。

此外，受访学者表示，海洋文化遗产大多由一个个遗产“点”组成“线”和“面”，从而构成“文化线路”及其“文化空间”。当前学界对海上文化线路遗产的存在状况、遗产内容缺少系统梳理，未来应开展海上文化线路遗产资源调查，通过水下考古、文献资料整理等方式，科学把握海上文化线路遗产资源的分布状况，从而系统地复原、揭示海洋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为今后开展全面、系统、立体的研究与保护工作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