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这些都是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之上。在中国这个以道德为本的宗族社会中，虽然并未形成像西方一样基于产权和法制的信用体系，但是伦理、道德、乡规、民约仍然对票号以及经营者形成了一种制约，使得票号违约、失信成本极高，从而信用得以维系。

体现日升昌诚信的有这样一则故事：清末平遥一位沿街讨饭数十年的寡妇老太太，某日持一数额为12000两的日升昌张家口分号汇票，到日升昌总号提取银两。这张汇票签发时间在同治七年（1868年），与取款时间相隔了30多年。日升昌问清汇票来历，并认真查阅了数十年的帐簿，如数兑付了现银。原来老太太的丈夫早年到张家口经商，同治七年在日升昌分号汇款12000两白银后回程，不幸中途病亡。后家庭败落后老太太沦为乞丐，而汇票是她从丈夫留下的唯一一件夹袄中发现的。

此事之后日升昌名声大振，甚至当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仓惶西逃，路过平遥时还向各大票号共借款40万两，日升昌后获赐光绪皇帝亲笔“汇通天下”的匾额，成为红顶官商，不仅贷款资助官宦入仕、迁升，代理京饷上解、代理赔款汇解，甚至直接贷款给官府。

不过这种东方“道德人格式”的诚信，毕竟与西方“契约法律式”的诚信，存在着本质的不同，故西方银行可以通过契约、协定建立信用关系，而票号则局限于家族、族群、地缘、行业之中，票号的信用在很长时期内都只在山西地缘圈内存在，票号业务也大部分为山西人所垄断。

因此，即使票号兴盛一时，这种辉煌很快就风光不再。表面上看，日升昌的殒落是由于二十世纪初中国南方的革命，使票号损失惨重；而清政府的灭亡又使它失去了庇佑和大批“红顶”客户，但是最深层的原因还是因为它的信用体系的破产。

在清朝灭亡之后，以银元、铜币为主的代用货币被以纸币为主的信用货币所代替，西方银行大举进入，发行洋币外钞，不管是业务范围、经营服务、利息水平都大大超越了票号。而在社会信用大幅扩张之后，票号以客户身份、门第与道德人格、守信程度的判断为依据的封闭信用体系，抗风险能力根本无法与以产权让渡为前提的西方银行抵押贷款制度相提并论，再加上社会动荡，形成了大量的呆死账贷款，在多种因素的冲击之下，山西票号业一蹶不振，日升昌也不得不于1932年退而转型成钱庄。

而平遥，这个曾经富可敌国的金融中心也迅速蒙尘，直到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才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而讽刺的是，之所以古城能够保存得如此完好，日升昌被一个政府机关占用至上世纪90年代末却依然能够保持原貌，是因为贫穷和封闭。

在进入平遥古城之前，带队的导游几次三番地提醒我们，虽然早已不是“穷山恶水”，但是当地民风却仍彪悍；遍布街头的古玩店卖的都是赝品，如果不买千万不要随便乱动以防“碰瓷”；当地最著名的特产某名牌牛肉，大部分都是冒牌货；另一种名产漆器，只有某处店购买的是正规厂所出的；她的话其实也真假难辨，因为平遥最令她不忿的是，所有的外地旅行团到了平遥，都只能用平遥当地的车、当地的导游，但是看到日升昌――这个已经被放进博物馆的诚信标本，再联想到北大教授张维迎在谈到当代银行系统的道德问题时曾提出，“不得不承认，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在道德水准方面比100年前差多了。比较一下当时山西票号的坏账与今天银行系统的坏账，当时‘掌柜的'的行为与现在的‘CEO'的行为，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又似乎不得不让人信上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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