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醉在平遥古城中

如同《大红灯笼高高挂》捧红了乔家大院，即使电影《白银帝国》的票房口碑都不佳，也足以为平遥古城的知名景点――“日升昌”票号注入一丝与现实联系的游魂，让这个被供奉在古城中的中国金融历史标本，有了一点活气。

很难想象现在以“穷山恶水”和“煤老板”著称的山西，200多年前，却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地位堪比现在的上海；当时金融业的载体――专营钱钞汇兑业务的大型“票号”、“票庄”或“汇兑庄”，全由山西人掌控，而在全国17家最大的票号中，平遥就占了7家；平遥的西大街则是当时中国的“华尔街”，集中着这7家票号的总部，而日升昌堪称当时的“花旗”。

日升昌现在已经改名为“山西票号博物馆”，如同所有山西大院一样，日升昌迎面就是装饰繁冗、象征财富的高大门楼，虽非权贵“朱门”，但是黑漆大门同样也令人产生威压感，金漆木雕更是彰显了“金钱”力量。

跨入高高的门槛，日升昌仍然是民居的格局：如同电影长镜头般呈现在你眼前的一进进的院落，第一进为柜台、账房二进为职员住处、客房；三进是二层楼房，楼下是花厅，楼上为仓贮和伙计住处，最后一进是贵宾及高级职员住处。

虽然与现代银行相差甚远，比如奢华却不够开放的“门面”， 早就用上了玻璃窗但是仍显昏暗的“营业大厅”， 柜员也并非如今的帅哥美女而是蓄着山羊胡的“师爷”（蜡像），但当你仔细品味时，却不难发现它与现代银行的异曲同工之处：

如“营业大厅”墙上悬挂的“防假密押”，表面看上去如同银行的企业规范、员工守则，但其实是一套汉字密码，如“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表示1至12个月；“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私，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表示1至30天。“坐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表示银两的1至10。“国宝流通”，表示万千百两。根据这套密码，“冒害看宝通”，则意为5月18日给某省票号分号汇银5000两。这套密码看上去比不上“电子密钥”，但是同样层层设防难以破解。再加上“标准笔迹”、水印印刷和印鉴仿伪，日升昌百多年历史居然从未发生过冒领事件。

而最令人感慨的则是，在200年前，日升昌就已经采用了经理人和信托责任制度――郎咸平至今还在中国大力鼓吹而不得其果。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一提到日升昌，人们最先想起的总是它的CEO雷履泰而非大股东李氏家族。正是雷履泰将日升昌从它的前身――“西裕成”商号颜料行，转变为从事汇兑、兼营存贷款业务、银两兑换等等的准现代金融机构，他也因此成为日升昌的终身CEO。而大股东李氏家族，则从雷履泰开始对票号的各级“经理人”实行聘任制，一经选定便充分授权。大股东平时对经营概不过问，只是到结账时，方听取汇报，最后分红取利，确定“经理人”是否继续聘任。这种做法为李氏家族赢得了丰厚的收益，据估计从道光到同治50余年的时间内，李氏家族从日升昌票号分红即达200万银两以上。

为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日升昌还对经理人和员工实行与现在“股权激励”非常相似的“身股激励”。当票号分红时，按“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股东按银股分红，经理人和员工按“身股”分红，这种绩效导向使得经理人和员工利益与票号业绩、业务发展紧密捆绑。虽然“身股”一旦离职就自动消失，然而称之为“股”，却大大增加员工的归属感。“身股”既避免了大股东的股份不被稀释，又解决了现代“期权” 制度或者“员工持股”带来的股份抛售问题；对于员工而言也相对公平：如果发生亏损，他们无须对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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