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汉斯贝尔廷〈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

汉斯贝尔廷在《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的第五章“现代主义的晚期崇拜：卡塞尔文献展与展览‘西方艺术’”中继续表明他对欧洲大陆对于现代主义的历史理解的批判态度。在文中，他详细地讨论和分析了1955年的第一届卡塞尔文献展和1981在科隆举行的展览《西方艺术》这两件“从外部打入到艺术内部”，“对艺术的命运和艺术史图景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的事件。纳粹统治德国期间从国家层面上对艺术和艺术批评的查禁使现代主义的传统在德国中断了长达十年之久，也使战后出现了“对‘失落的现代主义’重新‘修正’成为了新的历史书写目标，经典现代主义在人们回顾的目光中得到神化，赢取了一幅完美无瑕的面容”的局面。这种诉求促成了第一届卡塞尔文献展成为膜拜前现代主义艺术的殿堂。现代主义的此次复兴符合了人们将战后摇摆不定的心境寄托于树立一种带有稳定性和持续性的艺术传统的愿望，这种对于现代主义的理解也得益于此并得以传播和深植入公共的意识之中。25年后在科隆的《西方艺术》展也同样通过回顾——一直追诉至1939年——来重塑现代主义的历史，并将1939年以来欧洲艺术家移民美国，美国新一代艺术家崛起的这种“持续的欧美共栖状态”纳入了现代主义的历史图景。这两次事件都被汉斯贝尔廷描述为为现代主义确立规范的努力。

这两次努力都是人们美好愿景的表达，它们本身“自行其是地试图用净化过的愿望和记忆图景来取代已经发生的历史”，并且淡化了实际上“更为混杂和充满矛盾”的艺术动态。这两次现代主义的化身实际上都未能真实地反映艺术的内在进程，甚至可以说它们试图确立规范和传统本身就已经与现代主义的理想和精神背道而驰了。尽管如此，它们的目的却完全达到了，它们奠定了一种普遍的对于现代主义的历史理解，而贝尔廷所呼唤的是对于这种历史理解的批判性认识。

在这种围绕现代主义的讨论所建立起来的思想和精神地图中，人们不断地将各种固有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欲望投射其中，它根本不是一个边界明确，脉络清晰的版图，它也不是一个刻度精准的时间表。似乎仅仅从时间或空间的维度来理解和认识它都显得如此力不从心。

在中国，当人们与现代主义的精神通过几十年的阻隔再次相逢的时候，一种重塑传统和规范的热情显得愈发强烈，这种热情至今仍未完全退却。在1989年的现代艺术大展上，人们看到了在欧洲和美国所历史化了的，也同时可以大胆地说是简单化了的现代主义艺术图景在中国的重新现身。幸运地是，当时中国艺术家对于现代主义精神的拥抱具有了一定的哲学和思想基础，而且这种基础是具有普遍性的，不只是局限于少数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群体之中；80年代在中国掀起的现代主义运动是一种思潮，而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和图式上的模仿和再现，在欧洲和美国被记载和传播的现代主义运动与其精神暗流一同来到了中国，遇到了知音、追随者和传播者。中国艺术家毫不犹豫地将自身的精神诉求投射其中，并自主地运用所谓的现代主义符号和形式。

今天，我们似乎遭遇到一种深刻的困惑甚至停滞。这种停滞不在于艺术形式的匮乏或者是创造力的缺失，而是一种对于同步性的不自信。我们发现我们所创造的艺术语言和关注的问题与欧洲和美国的艺术家具有某种相似性和平行性，但是我们一直都误以为中国当代艺术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以来就在跟随欧洲和美国现代艺术的历史而意识不到我们早已经将现代主义的精神融会贯通，并纳入我们自身的思考和创作体系。因为现代主义远远不是形式演变的历史，也不是思潮更替的历史，它不是一种传统或典范，它更不完全依赖于一种文明、文化或政治意识形态或者公众意识的需求，而更深层和本质上是一种可以被传播、演化并赋予不同肉身的精神。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的现代化为现代主义精神在中国的腾飞提供了物质基础，虽然它在精神空间上仍然举步为艰。仅仅认为中国艺术是在步欧洲和美国艺术的后尘的看法完全忽略了本土的社会、文化艺术和思想的内在驱动力，虽然这种看法不乏普遍性。但是这种看法遮蔽我们认识自己的可能性，甚至使艺术行业自身也把自己在形式上的某些相似性和选材上共同的敏感性简单地说成是抄袭。我们的思考与世界的关联性和平行性因为我们缺乏自身的参照系而被误认为是模仿和跟随了比我们先进的欧洲和美国系统，而也因为缺乏自身的参照系而难以在我们自己的土壤上展开，也难以自我推进。

在这个时候，重提自我认识和自我建构显得尤为重要。我们急需在这种过度地公共化、大众化、功利化、目的化和简单化的艺术喧嚣中寻找自身的落脚点，一个从自身的文化和思想历史出发，社会语境出发的和内省式的思考基础。它不封闭，但同时又不依赖于外界的参照。它能充分地认识自己的价值并尝试在自我价值的建构中影响和丰富它的语境的价值指标。在充分认识了自己的基础上认识我们的周遭，认识我们如何能在自己的基础上帮助自己，而不是一味地去简单地引用和借鉴别人的方法，并用别人的标准来对自己的创作和思考拷上枷锁。虽然是从艺术的外部对艺术的内部产生影响，第一届卡塞尔文献展和《西方艺术》都是从自我文化土壤的进程上寻找例证，建立一种人造的参照景观，一方面塑造一种历史，一方面借此来认识自己。更重要的不是建立起何种参照系，能够保持艺术系统的活力的还是这种不断创造机会认识自我并因此获得自信的意识，从根本上，这是具有现代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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