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和创新的辩证

文艺复兴一词源于意大利语Rinascimento，意为再生或复兴，这表示文艺复兴绝不是突如其来的一场文艺盛世，而是为了挣脱当下的困境，对过去历史里某个文艺盛世的溯源和寻根。意大利人找回了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却在复兴的内里，完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创新，以至于在复兴的巅峰，做出了比其希冀回归的古文明更为光辉灿烂的成就。文艺复兴与其说是 “古典文化的再生”， 不如说是“近代文化的开端”，即，以复兴之名，做创新之实。

本专题里五位主角都是与主流审美谨慎地保持距离，或多或少具备先锋意味的艺术家，然而，曾与主流写作宣布“断裂”的韩东正在《三言两拍》的叙事美学中陶醉不已。左小祖咒越来越多地将民间音乐元素融汇进创作里。还有蔡国强，若无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火药，蔡国强只能是另一个蔡国强—他曾乘一艘古舟，载一台奇妙的中国草药自动贩卖机，重走马可·波罗的航线，以获得威尼斯双年展金奖。他几乎生硬地将过去与将来汇聚于一处，正如他在最近与“农民达芬奇”的作品里，毫不客气地将农村与城市、落后与进步、现实与超现实拢于一体一般。总之，他相信艺术的创造性正产生于这种古今中外的交汇、冲撞和“超越”之中。正如朱文对电影和艺术的诠释：“……你可以拍古代题材，但你会觉得它非常现实，非常犀利。我希望我的作品提供一种超越性的经验，提供一种冥想的氛围……最好的艺术都是超越性的，不是解决的经验，解决的经验是政治，不是艺术的。”而《退步集》、《荒废集》这样的书名，已一目了然地揭示出以往和当下、过去与今天在陈丹青的心中孰轻孰重，他不惜认为当今的多数进步其实都是退步，都是在离本质和真谛而去。

陈丹青所谈的进步和退步、荒废和建设早已不局限于美学，他谈教育、谈政治，谈房地产，这几年来他留给人们的第一印象已不是一位油画家，而是一位总喜欢反问记者“这个问题我就算回答了你们敢登吗”的、将言辞激烈与谨言慎行融会贯通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一位因其艺术成就而获得了一定的发言权，以尽可能的个人角度对一切公共事务表达意见的人。蔡国强与左小祖咒亦乐此不疲。尽管跟这三位相比，韩东和朱文显得低调一些，他们更愿意在不离开文字和影像一步远的地方，表达对教育、政治和房地产的看法。

他们几位的作品和意见得以为我们所知，在几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这当然源自社会的进步，这个进步里，上层建筑文化控制的放松和开明是一部分，传播技术的进步更为关键，这里主要说的是网络。当年文艺复兴得以昌行，印刷术在西欧的广泛应用是关键，由此，思想得以更快、更广泛地复制和传播。

今天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百年来留声机、电台、电视等文化传播技术的发明，对文化造成的影响跟印刷术的应用本质类似，程度则大不同，传播进步导致愈演愈烈的流行文化革命，其天崩地裂的程度绝不逊色于文艺复兴，而且，谁也不知道它会将人类文化史引向何方，这也是当今艺术家必须面对的大问题。

蔡国强这样嘉许他新作品里被誉为达·芬奇的农民发明家们：“在这个物欲膨胀的社会，他们是孤独的个体，他们对自己的身份地位可能有些茫然，他们不知道这个社会已经毫无梦想可言， 但他们有希望……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梦想，他们脱离了国家、集体，他们那些质朴得有些拙劣的创造物中，其实隐含了极大的天趣盎然，不经意间包含着一个民族的天分。”

这么说来，但丁、米开朗基罗、达·芬奇……文艺复兴里那些如雷贯耳的超级艺术大师们做的最重要的事，或许不是那些艺术品，而是，他们“重新挑动起人们对艺术和学问的兴趣”，这种兴趣是文艺可以在非艺术家群体、在整个社会里得到重视和认可的基础，然后社会再反过来去维护和强化文艺，给艺术家一个本应属于他们的身份，这样一个社会才能从蒙昧、盲从、拜金、蛮俗中走出，变得文质彬彬，并试着端详内心。

“你能告诉我如今中央电视台节目或者全国美协的展览，是什么意识形态吗？以我观察，体制内各种艺术竭尽全力试图多样，适应变化的社会，但它的问题正好是缺乏货真价实的意识形态，缺乏激励艺术家的完整价值观。一个真挚而充沛的意识形态是创作动力之一。革命年代的艺术家绝对相信自己的理想激情，宗教时代的艺术之所以伟大，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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