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肯定是文物最好的归宿

采访马未都的当天，正好有新闻引起民众热议：日本今年二季度的GDP总值为1.28万亿美元，中国同一季度的GDP为1.33万亿美元。从账面上看，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数据的披露，又正好赶在一个敏感的时间点上：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不过民众更多地想到，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中国终于成了“老二”，这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老二不好当!”马未都笑着说，“我们与长期积弱积贫的时代告别了，进入积富积强的时代，但如何正确看待财富，使用财富，我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的访谈，就从财富话题切入。此前记者获知，马未都准备将他收藏的文物捐给观复博物馆。不过也有人说，这是自我炒作，观复是马未都建的，馆里的文物都是自己的，现在说捐，这不是自己捐给自己?

这显然是一个误会。观复确是一个私立博物馆，但不是马未都一个人的，早已改成理事会制，由一个5个发起人组成的理事会在运筹帷幄，马未都是出面办事说话应付媒体的人，法定代表、馆长，时髦的说法就是CEO。

马未都说：“这里其实有两个误解。第一，我不是捐给国家，也不是我不愿意，而是我在建这个馆的时候就想过，我们一定要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走出一条私人办博物馆的道路，如果到今天将自己的藏品悉数捐给国家博物馆的话，事情就简单了，但这样做等于绕了个圈又回到了起点，我几十年来做的事都白搭了。民间人士向国家博物馆捐物，这是觉悟之举，更是爱国情感的真诚表达。但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私人博物馆一直不够正规，遑论强大，其中的原因就是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有人以为，私人与国家是对立的，大公无私嘛。其实在很多情况下，私人与国家不是对立的。我们建私人博物馆就是想破除这种陈旧观念。我认为，在一个成熟的法制国家，私人的财富实际上就是国家财富的重要体现。那么涉及文物方面，也应该持同样观点。美国的博物馆有8000多家，私人与国家的比例为6比4，而目前中国的博物馆才2000家，私人博物馆占的比例极少。其实，民间收藏是国家收藏的重要补充，它是另一种更有活力、更有草根形态的文化表达。

第二，现在社会上有不少民间博物馆确实会出现向自己捐钱捐物的行为，比如大型国企办一个行业博物馆，把这方面的话语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也算企业文化吧，但它靠的是行政补贴，而且数额巨大，那么他这个博物馆生存就比较容易。国家博物馆现在开始实行免票参观的制度了，因为它是用纳税人的钱办的博物馆，应该免票。而我们这个馆是赞助人合办的，会根据另一套制度行事，不花纳税人一分钱，还给国家缴税，而且生存得非常好。当然，我知道有些人就是收藏了一些东西，办了一个馆，三五年后就想办法将展品卖出去了。这里有赢利目的，说到底属于一种经济行为。而你看世界上历史悠久、口碑也不错的博物馆、艺术馆，它必定有一个基金会在运作，相对独立地行使着董事长赋予的权利，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和比尔·盖茨基金会就是很好的典范。将来我在理事会里不是说了算的，所有重大事项都需集体讨论决定。我今天捐东西给博物馆，不是右手转到左手，而是给这个大家共有共管的博物馆，是这么个道理。”

“在做出如此重大决定之前，跟家里人商量过吗?”我问他。

他很干脆地回答：“这事是我早就想好的，或许从收藏一开始就一直在考虑它们的最终归宿，所以家里人都知道它们的去处，给予充分理解。”

儿子受他的影响，对文物收藏也感兴趣，但没像他那样迷恋。儿子在英国留学7年，回国后找到了份适合自己的职业，并且搬出去住了。“我一件东西也不会留下，留下一件就不算彻底了。”马未都说。

一般而言，一位已有很大成就的收藏家，恨不得将收藏心得和鉴宝秘笈等一古脑儿地教给后代。不过事与愿违，有不少收藏家因为下一代对此不感兴趣而不知如何处置，最后向国家博物馆一送了之，或变现当作遗产散尽。

而马未都给了儿子选择成才道路的权利与自由，并不强迫他继承。好几年前的某一天，他带着儿子逛古玩城，在一楼买到一件文玩，花了2400元。父子俩坐电梯上楼，半道上被一位朋友截住，问马未都捡到什么漏，后者向他展示了刚刚斩获的东西。朋友一看：好东西!请求他转让，愿意给30000元。这种蝇头小利马未都是不屑一顾的，但他无意间看到儿子的表情，似乎有点惊喜，有点顿悟。2400元买的玩意儿，一上楼就赚了十几倍，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这钱来得也太容易啦!这让马未都产生了警觉，他不希望儿子形成对财富的不良心态，特别是误以为收藏是一种轻易获利的行当，并由此轻薄诚实劳动的价值与意义。

所以这次发愿捐出自己的藏品，也有这份考虑隐藏在其中。这份考虑，折射出一位父亲对爱子的拳拳之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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