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生女被计生部门抱走送养 23年后再寻亲(图)

李本佑：两家人都记得

1990年至1994年间，李本佑是原南外镇计生办的负责人。

李本佑回忆说，大概是1991年的时候，得知杨家生了第二胎，属于“超生”，他们就赶到杨家做工作，或者是交罚款，或者是接受“调整”。

他记得当年为了“逼”一下杨家，曾经揭了杨家屋顶上的瓦。李本佑说，做这件事他们是很谨慎的，他们只揭了一小部分，揭下来的瓦片一片一片码好，一块也没有损坏。

抱走杨家的女婴，李本佑说他们也是想再“逼”一下杨家交罚款。交了罚款孩子就可以抱回去。李本佑还说，抱走孩子，杨家应该是同意的，否则他们就会交罚款，当年罚款，最高不会超过3000元钱。他和杨家此后也没有矛盾。

李本佑也还记得谢运才，当年快40岁了还没有结婚，不是南外镇的人，符合收养的条件。他坚决否认会向收养人提出收取几千钱元钱的要求。他说，计生办把孩子抱来，要找人代养，也就是收一点代养费，不是硬性的。计生办会给收养人开据一个证明，以便给孩子上户口。

李本佑说，杨家这个线索是他提供的，他觉得与谢先梅的情况相似。当年抱养人反复说不让告诉孩子的亲生父母，现在谢先梅自己想寻亲，他才提供出来的。

杨家：确有女婴被抱走

杨家被抱走女婴的母亲还记得，当年她生下女婴几个月后，因为是超生，孩子被南外镇计生办抱走了，当时也没给什么手续。

如果不抱走孩子，就要交将近9000元钱的罚款。作为靠种地为生的农民，他们无力承担。当记者问到，孩子被抱走时他们是否同意，杨的妻子反问记者：“你的孩子被抱走，你会同意吗？”后来他们也到计生办打听过孩子的下落，但没有被告知。

据了解，这对夫妻的超生女婴很可能是1991年出生的。杨家记得女婴具体的出生日期是农历“五月初九”。农历“五月初九”正好是1991年的“6月20日”，这一点与谢先梅的出生日期一致。而1990年6月20日是农历的“五月廿八”。1992年6月20日则是农历的“五月二十”。

在达州，有许多热心人向媒体提供寻亲线索以及当年知情人士的联络方法。一位热心的女士告诉记者，她妹妹当年因属“超生”，险些被计生部门抱走。她母亲躲到外地生下她妹妹后，又悄悄送给了远在外地的亲戚。

现在不会再有“调整”

熟悉李本佑的人都说，他是一个好人。很多人都知道李本佑一条腿被截肢，是因为公伤，当年驾车外出，为了保护他人，他自己的腿被撞断了。热心帮助谢先梅寻亲的人，大多也不想再去揭历史的“伤痛”。

面对记者，李本佑坦言，作为计生干部，做“调整”婴儿的事情，感觉就是两个字——无奈。

李本佑说，他是1990年开始在南外镇做计生部门负责人，直到1994年调到其他部门。那时候人口控制得很严，加上外出打工人员，一般一年内在他负责的区域，会有不超过10个超生人口。

驻村的计生干部怕得罪人，他在镇上开会时就提出，只要求驻村计生干部提供超生信息即可，其他工作由他亲自去做。

李本佑说，那时候，一旦得知哪户人家有超生的情况，就是晚上他也会立即赶过去，躲在人家屋门前的草堆里。第二天早晨，人家一开门就进去做工作。

超生的如果是男孩，超生户肯定会选择交罚款。一种方法是先交一部分罚款，欠下的一部分在一年内慢慢交上。李本佑说，反正会千方百计不让“调整”。所以，当年被“调整”的多是女婴。

所谓“调整”，李本佑说，就是由计生部门把超生的婴儿“调整”给无子女的家庭。这样，人口控制了，不超生。生孩子那家人可以减少经济负担，不用再交钱。“调整”的条件是，收养方必须无子女，或不能生育，不是南外镇的人，还要有当地计生部门的证明。

李本佑坦言，“调整”的做法没有明文规定，后来讲和谐，这种方法很多年前就不采用了。王宏也说，对过去的一些做法他不了解，但现在肯定不会采用，现在的工作都要严格依法依规来办理。

等待DNA检测结果

2月22日上午，在达川区三里坪街道计生办的安排下，谢先梅见到了杨姓夫妻和他们的家人。尽管一些情形相似，但双方还是无法从外表确认，是否有亲缘血亲关系。双方商定进行DNA检测，以结果为准。

谢先梅此前在元宵节当天也见过一对夫妻，她没确定是否要做DNA检测。这一次，她选择做。

杨姓夫妻见过谢先梅后，有人说他们像，也有人感觉不像。他们也选择做DNA检测，检测结果如能确定，母亲表示愿意相认。

DNA检测还需要双方办理相关手续，检测本身也要有一个过程。结果如何，热心帮助谢先梅寻亲的人都在一起等待。王宏说，帮谢先梅寻亲是在做一件好事。李本佑也说，如果能成，那就万事大吉了。

25日，双方做了DNA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