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夫一妻制的由来与演变

“贞操带”与放荡

独占的性爱被婚姻所垄断，对夫妻间的快感的限制也越来越具体，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前，三种条理清楚的重要法典控制了各种性实践，它们是教会法、基督教士守则和民法。婚姻关系是各种限制最集中的中心，对妻子“忠贞”的忧虑也带来了一系列荒诞不经的发明。

“贞操带”无疑是个中翘楚。这种用银箔、或金箔打制，内里衬以棉垫的装置，前后折拢起来，像一副密不透风的钢盔，兜住从胯部到小腹的敏感地带。狭小的锁孔里，漏出的不是眼睛射出的一道寒光，而是憋久了的酸腥尿液。而唯一的一把钥匙，要么就在丈夫手里，或者就在丈母娘手里。有些女孩十二岁开始就戴上这副冰冷的家伙，直到新郎的开启。

现在慕尼黑国际博物馆、威尼斯、马德里王家珍品收藏馆等都藏有这副“贞洁”的镣铐，而中世纪直到文艺复兴的佛罗伦撒、贝加莫等地都是其知名“产区”。

但任凭什么金锁、银锁也关不住一颗向往“浪漫爱情”的心。不受约束的骑士阶层变成了整个“私通社会”舞台上的主角，骑士们荷枪跨马，到处追逐名媛贵妇，到最后多半不能结成姻缘，就要求女方为了爱情保持贞洁。

头戴面罩的骑士与胯披枷锁的恋人重聚，最富仪式性的一幕，要数“吹蜡烛”。 据《妇女百科全书》载，这是在当时最流行验证清白之身的方法，要是女方能“把一支刚刚熄灭的蜡烛吹得重新燃烧起来”，则证明姑娘尚是完璧，为情人保住了心中的火苗。

爱斯基摩人的妻子

西方一变为基督教世界后，“一夫一妻制”的正统地位就牢不可破。除了在边陲的“未充分开化”地带，伦理才不得不迁就当地的实际条件。在十五世纪旅行到北极的日耳曼人南森，就曾记下北境边民的“罪孽”，“格陵兰人犯得最多的是第七戒（不可奸淫）……遗产的传承、家世和系谱对他们来说意义有限，他们看得最重的是孩子”。

爱斯基摩人的妻子，比当时欧洲各国的女性保有更开放的性自由，这被视作理所当然也只是重新证明了一点：婚姻制度的肇始，是为了在稳定的社会关系中创造族群繁衍的条件。反之，特定时期的全民生殖焦虑，则可能在夫妻伦理上大开方便之门。

1650年2月19日的纽伦堡议会，就通过了一项这样的决议。公告称：“鉴于居民在血流成河的三十年战争中大量死于刀兵、疾病和饥馑，神圣罗马帝国的利益要求恢复人口……在今后十年内，每一男子得娶两个妻子”。

因为战乱等缘由，公权力干预生育政策的例子，在人类历史上不可胜数；但直接变更婚姻制度的，1650年纽伦堡法案可谓奇葩。至于那里是否在之后引起了一场伦理灾难，则在历史上未见记载。

不婚主义者的恐惧

对于婚姻受到社会制度安排一面的不满乃至绝望，在现代条件下孕育了“丁克”乃至“不婚”的群体，但这也不是太阳底下的新事，早在罗马帝国晚期，享乐主义、犬儒主义和斯多葛主义者，就为是否赞同婚姻，争得不可开交。

享乐主义者和犬儒派是反对婚姻的，他们的论据是，若是婚姻只为了繁衍后代，人完全可以像动物那样，先结合，然后就分开。斯多葛主义者据此反驳，一旦人们被认为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做人的职责就包含在各种使命和义务的整体之中：而婚姻是个体生存借以获得普遍价值的义务之一。

就连斯多葛主义者也承认，婚姻尤其让人恐惧的一面，具体到受制于“家务的忧虑”，包括“必须加热锅中的水，送孩子们上学，替岳父做事，给妻子提供羊毛、油、床和杯子”。但此等要求是否与过一种符合个人德行的要求相违的呢？

在一部题名为《婚姻是哲学的障碍》的著作里，一位晚期斯多葛主义者反证了婚姻之为生活的拖累，它的负担反而在于以衡量利弊的游戏来权衡结婚与否。到头来，于此持有忧虑的人（享乐主义者和犬儒派）也做出让步：如果说婚姻与个人生活相妨碍，那也只是因为没有处于理想的环境。

真要摆脱婚姻带来的生育尴尬，现实的出路或许有一条，就是做爱斯基摩人的孩子！

乌托邦的性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一夫一妻制”道德的吁求，还只是个人的乌托邦；那么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则把他的道德理想国建基于婚姻关系之上。

婚姻首次从对共同体有益的角度得意全面检视，柏拉图的要求于今看来也颇为苛刻：婚姻要避免富人之间的联姻；对新婚夫妇要进行仔细的检查；还要规定丈夫在整个生育年龄期间只让合法的妻子受孕，而没有其他性关系。

性与婚姻从来都被乌托邦的构造者置于重要的地位，与柏拉图严守“一夫一妻”的道德理想国相对，托马斯·莫尔在十五世纪谋划的早期共产主义实验田，尽管对男女之间的联姻抱着更开放的态度，甚至“试婚”制度也被引进这个人人为他的王国。

前者将婚姻关系中的双方提升到远超出当时现实的对等地位，而后者则渴望着对性资源实行一次前所未有的公平分配。相隔千年的狂想，两者共通之处是：发生在乌托邦里的性，都要经过众人眼睛的审查。

颇为吊诡的是，柏拉图理想国的道德高压之下留有的唯一余地是：婚外性关系的发生，假使真的逃过了城邦内男男女女的眼睛，可考虑不加以追究处罚。

（参考资料：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爱德华·博克斯《欧洲风化史》（三卷）、让·克洛德·布洛涅《西方婚姻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