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莓讲述：如果爱，请深爱

2013年07月25日 09:09
来源：凤凰网时尚作者：蓝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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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爱，请深爱

我有一位朋友，她今年三十出头，不久前因为一次小争吵与相处了5年的男友分手了。分手时，男友向她要回了曾送给她的一台单反相机。那台相机是旧的，此前因为他又买了一台新的，才把这台已用过几年的相机让给她用。即使这样，他还是要回去了。分手后，朋友长出一口气，庆幸这5年男友没有给她买过其他可以往回要的东西。

[本期关键词：深爱]

当他挎着那台旧相机离开她家的那一刻，她的眼泪就不可遏制地汩汩流出，足足流了一个小时方止。过后，她的心情轻松异常，她确信自己已经完全放下了他。

她说：“我和他的感情太浅，5年了，他说离开就离开，我说放下就放下。”

“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海深，我的爱情浅。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天长，我的爱情短。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眉来又眼去，我只偷看你一眼。”这是台湾大作家李敖先生的一首著名的诗。浅浅的爱，在当今社会里，是许多恋人抱持的一种态度，就如我的这个朋友和她的男友。

虽然我对他们的爱情很难说清楚，但如果我们企望爱情“增长”，首先必须确认它得到了悉心的培植和坚定不移的呵护。还必须清楚，我们企望丰硕的是爱情本身，而不是单纯的化学物质、一张漂亮的或英俊的脸蛋儿。否则我们的爱情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无以为继，我们也必然成为分道扬镳的一分子。

与这位朋友的例子相反，这世间有一种爱，真的就像海洋一样深，像天一样长，看了一眼又一眼，永远也看不够……

我最近新结识一位画家朋友，她今年75岁。我们一见如故，很快便成为忘年之交。我们经常聚在一起，谈论她的画，谈论我主持的栏目，也聊心里话。我们每次见面，她都会不知不觉地跟我谈起她在3年前已经过世的老伴，回忆与老伴相依相伴50年的难忘岁月。

她的老伴叫肖南，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第一代译制片演员。当年他以给前苏联电影中列宁、斯大林等人物配音而闻名于世。他用声音刻画了《攻克柏林》、《世纪之初》、《列宁格勒战役》等前苏联影片中的领袖人物，用声音拓展和升华了电影艺术之美，博得了当时观众和影迷们的爱戴和追捧。至今在60岁以上的人当中，每每提起肖南，还有很多粉丝。有观众曾这样评价肖南：“每当听到他那深情的声音，总能让我们热泪盈眶。”

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她和他的故事，虽然平淡，可我爱听，并被深深地感动着。

爱，一定需要相濡以沫的支持和理解

她独自坐在他常坐的椅子上，望着挂在墙上他的照片，没事的时候就和他聊上两句，他笑咪咪地望着她。她拒绝搬离他们的家和两个儿子住，她知道他喜欢她留在家里。实在想他时，她就一遍遍地呼唤他，然而他却哑口无言，一声不吭。她多么希望他喊她一声：“喂，老伴！”可是就是这么一点要求他都不能满足他了。她怨他：“你好狠心啊，说走就走了，走得那么匆忙、那样急促，连一句话都没留下。你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世界，却把我的快乐和兴致全带走了，留给我的是无穷无尽的想念和孤寂……”她的心破碎了，那昔日的幸福一去不返。

爱，一定需要相濡以沫的支持和理解。他们是50年的夫妻，这么多年他们生儿育女，形影不离，同甘共苦，相伴相依。多年来他们从不吵架，互相信任，互敬互爱，接纳和包容着彼此的缺点和不足。在生活中他们是忠诚的伴侣，是学习上他是她的良师益友，是她身边的活字典。

他虽然是演员出身，但他一生勤勉好学，博览群书，为此单位同事给起了一个绰号“肖老夫子”。无论是诗词、书法、戏剧、电影，他都比较精通。他这一生孜孜不倦地学习，离休后身体不太好，得了肾病，可他从没放弃过学习。即使在生病住院期间，他也把书和笔带去，只要能起来他就写字、练字，起不来就在床上躺着看书。他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古稀之年也不肯落伍：自学拼音，在电脑上打字、看新闻、和朋友互发邮件。为了和她去俄罗斯旅游，他都快八十岁了还把俄语捡起来，每天都学一会儿。

说起俄语，她想起来了。她当年在岗时参加职称晋升考外语，幸亏有他的帮助，她的外语才顺利通过。平时遇见不懂的诗词、生字、拼音，她都问他，他都不厌其烦地一一讲给她。她读错了字或者写了白字，他总是给她纠正，并告诉她标准的读音及写法。在他去世前一天，她给亲属发短信，当时有一个字怎么也打不出来，他当时在昏睡，她不忍叫醒他。他好像事先有所感觉她需要他，突然睁开眼睛，问：“哪个字拼不出来了？”她拼着他告诉她的几个拼音，字就打出来了。她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给她当老师。她说：“如今他走了，身边再没人告诉我，遇到问题我只好一页页地查字典、词典，一查半天很耽误事。”

这半个世纪以来他教了她很多东西。她说：“想当初他还是我的摄影老师。”“文革”时他看她很喜欢拍摄，借出差机会给她买了一套《自学摄影丛书》和一个“珠江牌”120照相机，还有三角架、简易晒像夹、显影粉、定影粉、切刀、相纸等，后来又给她买了放大机、上光机。“在他的指点下，我学会了拍和印的技术。一有空儿我们就带着孩子去南湖或省图书馆院里拍照。夜里老人、孩子都睡了，他指导我用土办法洗像、印像、放大，有时印照片竟搞到后半夜两三点。”她说，“当我们看着显影盆里的相纸逐渐出现图像时，高兴得不得了，那时真是其乐无穷啊！”

可能是她是学画的，很快就掌握了一般的摄影技术，后来她单位每次开产品鉴定会都会让她充当摄影师的角色。同事们也愿意和她一起出差，她能给他们拍照片、印照片。那时有相机的人太少了，会拍、会印、会放的人就更少了。

除此之外，他还教会了她骑自行车。他花了一个月的工资给她买了一辆天蓝色的“凤凰牌”自行车。他手把手地教她，告诉她车是在运动中行走的，腿要蹬车不要停止，于是她骑在车上不停地蹬。车在飞跑，他怕她摔了，扶着后座不停地跟着跑，累得满头大汗。“那个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她说，“我很笨又很胆小，是个体育低能儿，别人一两天可以学会而我得好几天才能学会，那可真苦了他了。”

后来他又教会了她游泳，教会了她滑冰。她的一个同学从外地来单位看她，在厂门口，见她从自行车上下来，眼睛瞪得好大，很吃惊地说：“你还会骑车了？”她十分傲气地说：“我不但会骑车，还会游泳呢，可以一口气游300米。”同学不信，认为她在吹牛，在学校读书时她体育课几乎所有的项目都不及格，就用怀疑的目光审视着她。她说：“不信，咱们去南湖我游给你看。我不但会蛙游，还会仰游，就连自由式也能扑腾两下子呢。”同学笑了，最后还是信了，对她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谁教的你？”“我爱人教的。”她自豪地和同学显摆。

他不只是她的老师，还是她的第一读者、第一批评家。她是学画的，退休后总在家里画画。每当她画完一幅画，看到画的第一个人是他。他虽然没有学过画，但他懂画，能指出她画得好与坏，能品评出哪些是成功之笔，哪些是败笔。有时连续画了几张都以失败告终，她的情绪立刻变得很烦躁、很苦闷。这时他总是笑眯眯地对她说：“老伴，别急嘛，失败是成功之母，要有耐心，要多看别人画的，多动脑。你不妨也买点好纸、好颜料，别舍不得花钱，我看你的画友都用进口纸。”他的话既鼓励了她，又温暖了她，烦躁和苦闷立刻烟消云散。她委屈地说：“我是从企业退休的，工资太少了，还买进口纸？”他安慰她说：“不是还有我吗？我工资高，咱俩加一起还是小康呢，咱是买得起的，你别那么抠。”后来在他的督促下她买了几张法国进口纸。进口纸的确是好，画起来好掌握，容易出效果。在他生病之前她画了几张花卉和雪景的水彩画，他睁大了眼睛，很高兴地说：“好！画得不错，你成功了！”听到她的赞扬，她激动极了，当时真的醉了。不久她把其中两幅画——《雪泳》和《斗艳》发到“中国西北网水彩会员画展评委会”，这两幅画居然都选上了。这有他一半的功劳啊！她感激他。

回首往事，他对她的帮助是方方面面的，只要她需要。50年前，当他们正热恋时，厂里派她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学习。尽管难舍难离，他还是极力支持她去上海。她到了上海，他的信就像雪片似的一封接一封，除了关心她的生活，倾诉想念之情，更多的是对她的鼓励。他教导她树立信心，不骄不躁，努力奋斗，一定完成学习任务，还要靠近组织，争取入团等等，像长辈嘱咐孩子似的。

近一年的学习结束了，她完成了任务回到厂里。当他见到她时，他们彼此是那么激动，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他情不自禁地说：“我太想你了，亲爱的，以后我们不要再分离了，一生一世永远在一起。”这一幕，隽永而让她倍感温暖。

他们终于结为夫妻。她永远也忘不了那最幸福的一天：1960年9月26日。

2010年9月26日是他们结婚50周年纪念日，也就是金婚。早在前一年小儿子就曾对他们说：“明年爸妈金婚，给你们好好办办，庆贺庆贺。”可一向低调的他却不同意，当时就回绝了儿子：“人来多了太闹，再说人家来了还破费，不好不好，还是在近处找个有山有水的地方，你开车拉着咱们一家找个旅馆住两天，玩玩就可以了。”可是他还没等到这一天就永远地离开了她，他食言了。

非常岁月，非常爱情

他一生为人做事低调，且正派与正值，与世无争，与人无争。虽然他获得了很多荣誉——市劳模、先进工作者，并多次获奖——政府奖、小百花奖、优秀影片奖等，但他始终不声不响，像根本没那么回事似的，从不以自己的成绩而自居。记得有一次她把他上台领奖的照片用个小镜框镶起来，立在书架上，他看到了，冲他怒目而视，发了火：“你这是干什么？拿走！”“这有什么？又不是坏事。”她反驳了他。他面红耳赤，大声对她说：“我不喜欢张扬，你又不是不了解我！”是啊，无论是涨工资、评奖金，他都是视而淡之，避而躲之，从不与人相争。她还记得，“文革”后第一次涨工资，17年没涨工资了，他的一个姓韩的老同事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出于对他的关心，特意跑到她的单位（他们最初相遇时都在长影工作，后来她调到了另一个单位——作者注）告诉她：“下午全厂开涨工资动员大会，你让肖南一定去参加。涨工资是大事，人在场和不在场是不一样的。”她立刻跑回家，他正在家看剧本，她急三火四地把他老同事的话转给了他。他却平静地说：“我不能涨，我每月拿一百多块，已经算高工资了，涨工资首先应给低工资的人涨。”她又动员他：“还是去吧，听听是什么精神。”他厉声对她说：“你快上班得了，我的事不用你管！”

又隔了一年，第二次涨工资。她对他说：“这次总该轮到你了吧？”他沉默了一会儿，给了她一句话：“我的事你能不能不管！”这次果然又没给他涨，给一位女导演涨了。那位女导演原来就比他高一级，平日他的工作量又大，群众反响又好，可是给女导演涨了，却没给他涨，他却像没事人似的，一点反应、一句怨言也没有。而她却很恼火，怕他阻拦，她背着他去找了他们支部书记。支部书记解释说：“我们往厂里上报时肖南在几个高工资人员里排一号，可是到厂里不知什么原因没给他涨。”她很生气，想找厂领导讨个公道，后来又一想算了吧，他知道还得训斥她。这件事她一直没跟他讲过。不过还好，转过年厂里百分之一涨工资，领导还是想到了给他涨一级。

还有一件事她也隐瞒了他。他什么都不与人争，外国片来了，领导给什么片都行，从来不挑肥挑瘦。电视剧集数多片酬高，然而他却总上电影，不上电视剧。有一天她碰上了他单位总编辑室的黄编辑。黄编辑问：“你家老肖发了吧？”当时她一愣：“发了？什么发了？”“听说翻译片的小演员都发了，一部电视剧几十集、上百集，得好多酬金啊！”黄编辑说。

听了这话她很激动，心里很不是滋味。回到家里她和他唠叨：“你是导演，怎么没小演员挣钱多？你就不能导电视剧？”他说：“我是翻译片正式导演，翻译片我不导，为了钱去抢电视剧，那合适吗？”他说得有道理，可她还是感到不平，一个导演还没一个小演员收入多，让她想不通。那时他们家里很困难，全家6口人，两个孩子上学，他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哪知道她那时是精打细算过日子，不敢错花一分钱。有的演员看着不公平，又都知道他的个性，在利益面前他是不会争的，就私下找到她，让她去找领导谈。就这样，她第二次瞒着他去找了他的领导荣振东同志。“这50年就这两件事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我也没告诉他，很对不起他。”她说。

对领导、对同事他都一视同仁，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同事相处，他总是看人家的优点，从不背后议论人，他们在一起生活50年，她从没听他背后议论过别人、讲过别人的坏话，一次都没有。“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这是他的座右铭，他一生就是这么做的。记得有一次她班上的同事问她：“听说长影的某某和女演员某某关系暧昧，有这回事吗？”她说不知道，但那同事一再要求她回家问问他。她回家问他这事，他很惊愕，立马否认：“不可能的，别听你们同事乱说，你别和他们一样。损害人家名誉的事不要乱说，这很不好。”

在“文革”中，他从不受他人左右，当他身边的同事遭批判、进牛棚时，激进分子三番五次地动员他，让他与他们划清界限，揭发他们，同他们做斗争，他用沉默回答了激进分子。这期间他没斗过别人，没给别人写过一张大字报，别人也没给他写过一张大字报。

他做事公正，从不整人，对她和孩子们的影响犹如细雨湿衣，闲花落地，在人品、学品等诸多方面成为他们的楷模。“是他影响了我，帮助了我，才使我在过去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犯错误，生活得很平安，也很平静。我很幼稚，对事物总是感情用事，让他操了不少心。”她说，“平时他总是嘱咐我，对人对事要全面地看，不要感情用事，一冲动就随便说话。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东西掉了可以捡起来，话说出口就收不回来了。”她接受了他的意见，并牢记了他的话。

他是她的精神支柱，有他在她不知道什么是痛苦，什么是寂寞，每一天都高高兴兴的。在他们退休后有将近五年时间，他们住进了一个条件比较优越的福利院，一来那儿清静，二来免去她操持家务。在福利院住的日子里，她的同事去看他们，见他们住的地方人不多，院子大，又非常寂静，临走时问她：“你们远离城市不寂寞吗？”她说：“不，一点也不。”她很高兴地回答他们，尽管她这样回答他们，有的人还不理解，但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老人及工作人员都理解他们。“福利院里的人目睹了我们老两口的生活，都很羡慕。他每天写字练字，我画画，我们一起散步，听音乐，上网和朋友沟通，看新闻，下载图片，种花种草，每年都去外地旅游两三个月。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我们还出境了，去了俄罗斯，领略了异国风情。那时我们是多么惬意啊！”然而，她的精神支柱，她的伴侣，她的爱人——他走了，使她深深地体会到了什么是痛苦，什么是孤寂，什么是煎熬，什么是绝望。他走后她很少再看电视，过去都是他们两人相偎在沙发上共同看电视，现在她却没这个兴致了。

这50年，他独自一人下乡插队那段日子，是他们生活最困难的时候。1969年底，因当时处于“文革”时期，她的单位搞大批判，需要她这双手写写画画，不放她走，她就没跟着他一起下乡。他走的那天，他怀着满腹的牵挂把她和孩子们推进门里不让送，头也不回地急速地走了，留下老弱病残四代五口人：他95岁半瘫痪的外祖母、全瘫痪的母亲、一个8岁的孩子和一个正在哺乳的孩子。她和老人、孩子拥在一起痛哭流涕。

从此，老人和孩子的吃喝拉撒都得等她服待。在班上，说是“抓革命、促生产”，可是除了开会没别的事。生产没恢复，大家都很清闲，可她却忙得不亦乐乎，足有24块胶合板长的大批判专栏，每月一期，她设计版面，画报头和插图，另一个同事写字。每逢党中央下达新指示，她还要写标语，出彩车。“面对这些生活和工作上的困难，我当时真是极度紧张和劳累。”她说，“尽管困难重重，但我并没有像今天这样痛苦和绝望，我以顽强的毅力克服困难，因为我的背后还有他。”

在那期间他们来往书信很多，互相挂念着，鼓励着，盼望着早点团聚。他当时信写得很乐观：“当一个农民没有什么不好，摘掉知识分子帽子是好事，免得我们后代被改造……”她当然理解他，他是怕她心情不好，怕她悲观失望才这样说。“那时我没有悲观，也没有失望，只是非常惦念他，心里不踏实，怕他抽不回来。”她说，“从未干过农活的他半路出家当农民，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况且他的生活能力很差。他不会做家务，更谈不上做饭菜，自己生活怎么能行？”

她记得，和他在一个集体户的同事回来对她说：“户里包韭菜馅饺子，大家分工让肖南切韭菜，他居然把韭菜像剁白菜一样剁碎。”后来大家把简单的活让他干——煮饺子，结果他又把饺子煮成片汤。“诸如此类他生活上的笑话很多，我怎能不挂念？”她说，“可他却只知道担心我们，怕我累倒下，怕老人、孩子生病，信里总是千嘱咐万叮咛——想办法买点肉、蛋等副食，不要怕花钱，走一步看一步，车到山前必有路。有时他回来总是从农村设法买只鸡或者买只鸭，买点大米，给我们改善生活，加强营养。那时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盼他早日归来。”还好，不到两年，他们总算把他盼回来了，一家团圆高兴无比。

爱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可是这次他却无牵无挂地走了，无论他们怎么盼他、想他，他也不回来，真是望眼欲穿的盼望啊！有一天夜里，在蒙眬看，他大步流星地向她走来，兴致勃勃地喊她：“老伴，我回来了！”她的心顿时兴奋地狂跳起来，张开双臂没命地向他跑去，并喊着：“肖南，肖南——”她被自己的声音惊醒，原来是一场梦。

之后她再也睡不着了，脑海里全是他的音容笑貌，两人共同生活的一幕幕往事涌现在她的眼前，泪水簌簌地流淌，打湿了枕头。

“他去世前的那几年我好像有预感，在我的心中经常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心和恐惧。每天早晨醒来，我第一件事就是下地先到他的床边看他是否还在睡，是否还在呼吸。当看到他正常喘气，我才穿上衣服去厨房做饭，深怕有一天他突然停止了呼吸。我每次进城办事、取药，事先都嘱咐他，让他别出去，也别洗澡，免得我打电话他听不到，让我惦念。他总是笑话我，说他能出啥事，让我别庸人自扰。”她说，“有一次我进城开药，顺便看看生大姐。多日不见，生大姐非得留我吃饭，我放心不下给他打电话，没他的回音，我立刻慌了，忙起身告辞。后来我又拿出手机拨号，这回听到了他的声音，我颤抖的心立马就平静了，是一场虚惊。”

每当她在画室画画，总是时不时地跑回来看看他，看他在厅里打电话或者看书，她才放心地推上门回画室安心画画。如果门锁了，她就跑到院子里去找他。记得那时他们在福利院住，有一次她在前院、后院、卫生所、公寓前厅、图书室……他可能去的地方她都找了，就是没有他。她又蒙了，一边找一边想：怎么回事？被人绑架了？正当她急得几乎要昏了，他竟从房山头悠然自得地走出来，她悬着的心终于落下。她没好气地责怪他：“你上哪儿去了？让我好找……”他看她着急的样子，笑了：“我能上哪儿去？就在那边打太极拳呢。看你急的，以后别胡思乱想，对身体不好。”她转忧为喜，嗔怪他：“你是属耗子的，专门上那旮旯胡同。”

2009年3月9日晚饭后，她突然感到身体不适，病情来势凶猛：头晕、眼睛睁不开、心里难受、呕吐，福利院里的大夫拨了120，并通知了他们的两个儿子。急救车和儿子们很快到了福利院，见到他时，他竟掉泪了。过后他告诉她：“我一夜没睡，我是个无神论者，看急救车把你拉走了，却迷信了，不停地求神保佑，保佑老伴平安无事。没有你我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我们是相依为命的，我不能没有你。”

“老伴，我们是相依为命的，可你却先走了，把我扔下了，我怎么活下去，真是天塌了一样。你知道我每天是怎么度日的吗？我昼夜不眠，想你，是撕心裂肺的想念，是刻骨铭心的想念。”她说，“他走后，我每天几乎是以泪洗面，我更怕孤独，那如烟的往事总是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无论我怎样努力都切不断对往事的回忆，我永远忘不了他。特别是我收拾旧物时看到了50年前我在上海学习时他写给我的信，那上面洒满了他对我的爱、对我的情、对我的忠……我边擦眼泪边看，看了大半天才看完那几十封信，痛苦极了。当然我也感到很幸福，因为我得到了他全部的爱情，终生不渝。我身为一个女人，此生足矣！”

“亲爱的老伴，如果有来生，我还做你的妻子。我也希望上帝能给我个机会，让我尽早地去天堂陪你吧。”她在他的遗像前说。

他去世后，她老得很快，右手开始神经性震颤，不能再画画了，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完整。她失去他已经三年多，有关他生前的一切物件她都保存着。他生前睡过的枕巾她舍不得洗，上面留存着他的气息；他最后擦过鼻油的面巾纸她也舍不得扔，上面留存着他的气味……在他们的房间里，还有一个2010年的旧挂历。她说，这个挂历要一直留着，因为上面有他临终前一个多月写的字，也是他人生的最后记录。我凑到跟前细看，上面的日期旁边果然用蓝色油笔写着：2月6日，“心衰住院”； 2月21日，“出院回家”；2月26日，“又住院了”，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字迹了。她说：“他26日再次入院，就再也没有回来。”他去世的前一天是3月17日，那天正好是他的80寿辰，他与她及子孙们吃了生日蛋糕。

她总是和亲人、朋友、同学、同事说起从前和他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即使说重复了，她还径自说。“他不在了，我本想和他一起走的，我真的寂寞。”她说，“可我不能死，我要活着。因为他死去了，唯一能延长他生命的办法便是把他保留在我的记忆中。他不在了，一半的记忆就已经不在；如果我也不在，那么所有的记忆都将不在了。”

是啊！在悲伤与虚无之间，她选择悲伤。原来在爱的人死去之后，活着的人，是靠着回忆继续爱着的。所以，不要以为为爱的人去死就是爱。如果爱，请深爱，就是为爱的人活着，好好活着，活到很老很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