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至29岁女性62%曾人工流产 未婚者占4成

三、参与者：为谁流产

曹大夫就在这家医院工作。她说：“如果没有特殊的病例，我们一天大概能做20～30例无痛人流的手术，作为医生，我们真是见惯了。这些年下来，我觉得我自己都差不多做了几千例这样的手术了。”

这么多年，这么多手术，曹大夫说自己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大约二十四五岁的女孩子来做人流——在手术的时候，居然在这个女孩的子宫里发现了一个成年人拳头大小的肿瘤，“我们当时都呆了，因为在做手术前，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也就是说这个女孩可能连自己有肿瘤都是不知情的。”

曹大夫说，短暂的慌乱后，大家分别去找医院的妇科专家和女孩的家属，专家倒是来得很快，可是家属却不见，因为女孩是自己一个人来的，联系电话填的是自己的手机。女孩麻药过后醒来，完全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死活不说父母的电话，大家只能保证不说她怀孕的事情，她这才同意打电话联系她妈妈。这个女孩为什么连自己怀孕都不能够说呢？

我想起朝阳区某三甲医院的刘医生跟我讲起的另一个做人流的女孩。“她被送来时很危险，是宫外孕，我们马上通知她单位和家人，要为她做手术，但女孩坚决不同意写宫外孕，一定让我们写黄体酮破裂，在手术台上都昏过去了也没松口！后来她们单位同事来医院看她，她也是这么说的，根本没说是宫外孕……”

她们的故事很震撼，但难以采访到她们。一定要隐瞒的怀孕和人流，甚至不能让亲爱的妈妈和单位同事知道——在人流做掉孩子的决定背后到底是什么？我们无从知道。可以猜测的是，在她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中，存在着不能见光的关系和男人。

1、Lily：这已经是我第5次为情人流产了

35岁的Lily愿意告诉我她的故事。她穿一套紫色运动装，拎一个运动包，脸上化着精致妆容，好像她不是来做人流的，而是来逛街的。我问她为什么不要肚子里的孩子。“如果可以要，哪个女人会选择流掉它？”她用反问句回答我，然后，就盯着自己面前的那堵墙，沉默着。我们之间的空气一下子沉重起来。

“家人知道你不要这个孩子吗？他们同意吗？”我固执地追问了一句。“家人？”她反问，“什么样的人算家人？”“当然是你的丈夫，或者你的父母。”

她声音小了一点：“我没有结婚。”她把手伸进包里，摸出一包烟，娴熟地弹出一根。护士小姐眼尖，呵斥她“这儿不准吸烟”。她自嘲地笑笑，耸耸肩，又把烟放回包里。“这已经是我第5次流产了。本来以为怀孕后就能逼他离婚，然后和我结婚，谁知道我还是想得太天真，每次他都有这样那样的理由，所以每次我只能来医院流产。”说完这些，Lily突然又强调了一句，“每次都是我一个人来。”

她说，虽然单位的人都知道她有“老公”，但是这个“老公”不能见光，现在出来做手术，已经不能和单位领导实话实说了，只能想着法子请病假事假或者编一些其他的理由，“做完这个手术也得休息半个月，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请假了。”Lily无奈地说：“医生说我的子宫壁已经很薄了，不能再流产了，要不然我这辈子可能都做不了母亲了。”在昏暗的走廊中，Lily幽幽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

虽然我们处在走廊的背阴里，我还是看见Lily脸上有大颗眼泪落下来。我看着她落泪，很不自在。因为我不知道说什么，也不知道做什么。她一哭，我也问不下去了。我想，她已经跟我说得够多了，她肯跟我说这些，应该是她特别想倾诉，估计她身边也没什么人可以说这事吧？我没有办法再问她，为什么会让自己一次又一次陷入这种处境里，也没有办法问她恨不恨那个总让她流产也不陪着来的男人。我知道，在每天出入妇产科医院的无数女人中，有很多个Lily，她们怀孕了——并不总是意外，这个胚胎有时候是她们和男人关系的砝码，纽带，希望，不过更多时候是绝望。

露则是第一次怀孕就做了人流——她并不是我在这家医院采访到的，而是我的朋友。尽管人们说，第一胎，一般都不打掉，露还是打掉了。她说，她和男友同居3年，他是她愿意共度今生的男人，但就是一直没有提结婚。一直有避孕措施，也不知道哪里出了娄子，怀上了。他不表态。既不说要，也不说不要，她却不纠结，说要，赶紧结婚，领准生证。他终于说，还是再等等，等条件更好些，买了房子，有了更多的安全感，再生吧。露觉得，他说得有道理，想生和能生并不是一回事。那就不生吧。流产的经历她拒绝提起，只是说，身体像过了一次大刑，心理上，更是死了一次。她说，之后，抑郁了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