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发展与慈善事业的矛盾

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改革开放仅仅30年，中国富豪多数属于“第一代富豪”。对绝大部分中国企业而言，目前仍处于发展期，仍需要将资金和精力用于企业和行业的发展，需要继续将资本转化为投资。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认为，企业家若把辛苦赚来的钱用来投资，就能产生更多就业机会，能为国家和社会积累更多收入。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更直接表示，企业正在上升期，不该把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放在慈善上。

对于中国这种国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和中山大学公共传播研究所研究员林景新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均认为，类似于倾家荡产的“裸捐”，也许并不适合当今的中国富豪，但完全“避捐”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夏学銮表示，改革开放至今，身家过亿元的富豪有5.5万人，过千万的更多，现在不是改革开放初期，不少富豪有能力回馈社会。但同时，我们的企业仍需要投入资金继续发展，争取进入世界市场、进入世界500强。所以，当今富豪更适合在保证扩大生产的基础上，再拿出一部分钱来做慈善。

“完全为了企业发展而不做慈善，这是说不过去的。”林景新表示，根据上证所的规定，上市公司要在披露公司年报的同时披露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不承担任何社会责任，股东有权来质疑。在对企业运营不造成负担的前提下，中国富豪都有慈善义务。”

财富传承与慈善观念的错位

对于“裸捐”，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明确表示反对。在他看来，如果不给孩子留下任何东西是不负责任的，但都留给孩子，也是不负责任的。“一个不考虑自己和孩子的人，不要相信他会考虑社会。”财富交给儿女还是捐给社会，大多数的中国富豪无疑会选择前者。

“在我看来，传承与捐赠，一个是管理，一个是慈善，两者是不同概念的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林景新认为，在世界500强企业中，40%是家族企业，关键是看是否有良好的管理流程让家族企业运作制度化。“对于中国的家族企业，形成这种制度化的管理流程还需要时间来沉淀，但并不妨碍富豪们做慈善。”

慷慨解囊与慈善透明的纠结

目前，我国法律对慈善事业的保障仍不成熟，《慈善法》也还在制订中。

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曹德旺和天津鸿正集团董事长孟庆如就曾直接表达了对中国慈善机构的一些不信任。

“我捐款给国家认可的慈善机构，但这些机构却不能公开财务，也不公开操作捐赠的程序、救济的程序。”这是曹德旺最大的疑虑，“如果我认为这个钱到不了贫困户手上而中途流失，那就不是钱的问题，是我被人耍了。”孟庆如也有此同感：“某些项目需要捐款，钱捐出去了，至于这个钱落地情况和使用情况，可以说是一片空白，不是很了解。”

中国慈善事业的种种弊端，在夏学銮看来，最大的漏洞就是“没有流程”，富豪们捐款的流程不清晰，慈善机构用钱的流程也不透明。

“在中国做慈善有种一窝蜂心态，像是在搞运动，一旦出现重大的灾难，大家都积极响应募捐。这无可厚非，但流程不对。这样的捐赠难以持续，无法形成常态化。”夏学銮表示，募捐的时候，大家都很乐意认捐，以造声势，但到了落实捐款的时候就有问题了，也就是出现了所谓的“赖捐”、“诈捐”。

“款项落实不到位，善款运作不透明等情况，反过来让富豪们更不愿意白白把钱捐出去。这些问题都需要逐步完善。”夏学銮说。

富不露财与投身慈善的顾忌

经济评论员叶檀如此评论：许多中国企业家仍然身处丛林社会，典型特征是———外界环境并不友好，原罪与仇富让他们时时处于警惕之中，生怕不小心显示出富裕本色。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确有“财不外露”的观念。但“这显然是一种借口。”夏学銮认为，如今很多富豪都有炫富心态，开名车，有私人飞机，喜欢大排场，穿戴都是奢侈品牌，这些行为都与财不外露的传统相矛盾，“平常不怕露财，为何一说到捐款就怕了？”

“与其说中国富豪信奉财不外露，倒不如说是大多数富豪仍不具备慈善视野。”林景新表示，胡润财富排行榜中，广东以拥有14.5万位千万富豪和8200位亿万富豪排名第二，但广东富豪与北方富豪又有着不同的性格特征，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低调。他们不爱炫富，但这种低调的作风使得富豪们在做慈善的时候也是十分低调，多以亲情、文化背景为纽带，重地缘和血缘关系。不是他们不慈善，而是仍缺乏全国化甚至全球化的慈善视野，还没有形成一定的理论和框架，在项目的选择上也没有太多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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