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全国许多地方，“送钟”成了一大禁忌。如果你到网上咨询一下“送钟”的事儿，就会有一大批帖子告诉你，送钟暗喻“送终”，万万送不得。更有甚者以误传误，不少人以为钟也是个不吉利的东西。其实历史上的钟从来就是祥瑞的象征、皇室的最爱，如此文字上的牵强附会实在是令人扼腕。

及紫檀重檐楼阁式嵌珐琅更钟

“送钟”的广泛流传

雍正年代以后，宫廷里有了能自制自鸣钟的造钟处。钟越来越多，皇帝和皇室会把它赏赐给官员。同时通过贸易进口的洋钟也屡见市面，富豪大户可以用重金买到 洋钟。达官显贵家里陈设的自鸣钟，成为地位和财富的象征。《红楼梦》里就有多处有关宁国府使用自鸣钟的描写。十八世纪初期之后，南京、上海、苏州、扬州、 杭州等地制钟作坊此起彼消，带有浓郁中国民族特色的“苏钟”作为商品进入民间，成为殷实人家中堂条几上的重要陈设。

清代晚期，钟表成为 清宫皇后嫁妆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物件。据清宫档案记载，同治大婚时，礼仪处开出的皇后嫁妆册里有“座钟四座、座表二对”，交由粤海关筹办 ( 皇后的嫁妆均由宫内操办 ) 。第二次又在物品清单上追加了“洋钟二对”。光绪大婚时皇后的嫁妆中有8件钟表。在当时绘制的《光绪大婚图》中，便绘有四台高度1米左右的洋钟。

上世纪80年代，烟台木钟厂开发生产的仿唐风格落地钟，曾被选为礼品赠送给日本地方政府

大约受宫廷风气影响，在清代晚期，民间的满族家庭出嫁闺女，嫁妆里都要有钟。根据家境不同，分别是洋钟、广钟或苏钟。之后，“嫁女送钟”的风俗进而蔓延 到汉族的官宦和富户中。由于当时即便一台苏钟也是价格不菲，此风俗在平民百姓中尚未流行。二十世纪初叶，德国、日本的制钟商瞄准中国市场，生产普通木壳机 械摆钟打入中国。这种工业化的产品，售价当然要比手工制作的广钟、苏钟便宜。这一方面使钟表这一奢侈品进入寻常百姓家，另一方面引发了中国民族制钟业的革 命。

1915年，经销洋钟的五金商行老板李东山，在烟台开办了宝时造钟厂，生产出“宝”字牌摆钟。由于其价格明显低于洋钟，又逢国内抵 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兴起，“宝”字牌钟在山东、河北及东北三省十分热销，甚至在东北将日本“马球”钟挤出市场。普通百姓人家购买此钟的主要用处是做女儿嫁 妆，圆头红壳的座钟，摆放在新房的柜橱上，显得格外喜庆和庄重，又很实用，深受人们喜爱。若干年后新娘熬成了老娘，再把座钟传给出嫁的女儿，钟成了平民百 姓家庭传家宝。

“送钟”实例

同一时期，以钟为礼品赠送亲友或单位已司空见惯。例 如：1921年，武汉交通银行大厦揭幕时，当地工商界人士集体定制了一台落地式苏钟作为贺礼，并将赠送者的名字写在钟身上。1927年，蒋介石与宋美龄结 婚时，宋的亲友所送的贺礼，竟是一只瑞士尊皇表厂生产的闹钟，钟的背面赫然写着：“介石先生 美龄女士结婚誌喜”。1934年，烟台永业造钟厂工人专门制作一台印有龙凤图案的座钟，作为送给老板夫人的生日礼物。1938年，烟台盛利造钟厂试制出 50台世界时落地钟，大部分被买去作祝贺商家开业的贺礼。1946年春夏之交，周恩来副主席写信给解放区的中共烟台市委，要求烟台组织生产一批优质时钟送 往延安，作为赠送给国际友人的礼品。

即使在民间流行忌讳送钟的新时代，在国家外事活动、重大庆典活动中“送钟”更是屡见不鲜。1991 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出访苏联，选用了“北极星”牌石英钟表作为国礼。之后，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出访印度，时任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出访哥伦比亚，分 别选用了“北极星”牌落地钟作为赠送对方的国礼。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举行建区庆祝活动时，中央代表团分别向少数民族人民赠送了一批“北极星”牌 石英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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