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教你怎么活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人在幼儿期所得到的语言训练，不仅可以使他发生快乐感，并且支配他成人期的行为。这种衍发程序，弗式归结为“语文是无所不能的”。以此推论，一个从小背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价值观念自然而然就被语文的魔力所同化。回想一下你学过的语文课本吧，起码在“快乐教育”和“生命教育”方面，是有缺失的，很多时候你是要被一些英雄人物感动，放弃生命去维护一些别的什么东西。

一直以来，威权价值观会为你提供这样的生活逻辑：为家国大业去奋斗，为社会进步去拼搏，为民族利益献出血泪甚至生命，总之，是为各种宏大叙事去活着。唯独没有对个人生活的建议，个人仿佛就是大机器下面的一颗螺丝钉，钉子是不需要被考虑感受的。作为有独立意识的“我”被严重低估和压缩了。很少有人能够脱离威权价值观的浇灌和时代风尚的铁幕。即使那些主动要求挣脱原先逻辑，寻求快乐幸福的新锐，有时还不慎滑入“快乐主义”的漩涡。

那么，一直试图指导人生活的主流文化是什么呢？

最开始是革命和斗争话语，这种原教旨思维随着“文革”结束而逐渐失效，如前所述，民族主义曾经是填补精神空白的材料之一，但随着二十来年的重建，与物质社会相辅相成的新主流意识已经成熟，伴随着达尔文进化论的深入推广，进步主义话语逐渐与国家意识形态相结合，并利用话语增强机制，走向单一霸权地位。

进步主义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三大主流话语：科学主义、市场主义和发展主义。它们都表现出对进步的乐观，形成新的话语共同体。市场主义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实践中，由于带来无限物质繁荣，使得各阶层上下一致认可；科学主义由于在“五四”时期就有铺垫，在当下又与发展主义相结合，形成“科学发展观”。三大主义互相支撑，有理有据，维持着市场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

在这种主流文化体系里，人人都笃信进步，相信发展就等于进步，认为进步就是一个由高到低，不断上升的单向度过程。在这种话语笼罩下，唯有占有更多的资源，才能获得尊重和亲近。于是每个人都为金钱和权力所诱惑，拼命去谋取更大的利益，是否快乐和幸福也简化为要靠你有多少银子来衡量。这种被量化和货币化的幸福感，被成功学奉为圭皋，用传销的方式传播着。

这也就不难理解，站在清晨或黄昏的北京国贸桥下，那种大机器开动下众人如蝼蚁刨食的苍茫感何来；也不难理解不少地方官员为了个人政绩和腰包的光鲜，开动暴力工具拆掉“阻碍城市发展”民房的积极；更不难理解那些把孩子送去读各种补习班，不想输在起跑线上的家长的殷殷目光……

人被异化了，在自己所创造的物面前，越来越被动(马克思语)。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最近讲了一个故事：去听他课的50个乡镇书记中，有一个很悲伤地说，我农村的祖居要被强拆了，我父母和兄弟实在不想上楼，地方上就动用黑社会吓他们，制造各种事端。我找家乡的镇书记，希望能看在同是乡镇党委书记的份上，高抬贵手。可那个书记说：我们都是乡镇书记，都应知道县委书记要干的事是不能反对的啊！

官也被异化了，在无可置疑的发展主义话语面前，传统价值和特殊关系都显得轻如鸿毛。在于建嵘的故事里，县委书记当然不是终点，它其实已经可以幻化为一种符号，代表着当下这个无法阻挡的发展模式。

事实上，依照常识，科学、进步、发展、成功等从来都是褒义词，人类历史也反复证明，这些词代表的潮流都是正确的，值得人们去追求的。在很多人看来，在这些词语面前，什么个人生活、快乐价值、私人情调之类都是浮云。但同样是常识，一个平衡的系统，不可能是单向度的。一个缺乏制衡机制、纠错机制的社会系统，也不可能是稳定的。

“钉子”是活的，活着，就还要去寻求快乐幸福和精神依托，是时候厘清生活的逻辑了。

“在过去一百年来，中国人干了两件事情，一件叫破坏，一件叫建设，破坏这件事大家都干得比较齐心、到位，该破坏的基本上都没留下，但是在建设这件事情上，好像从一开始就在逻辑上存在问题。我们一开始先建设国家、制度、社会、主流文化，最后才想到建设生活，历史上的“新生活运动”好像也是不了了之”。这是《财经》杂志主编何力的一段话，他的落脚点是，“建设的正确逻辑是：先建设生活，然后才去建设社会、体制、国家和主流文化”。

你会在乎谁在看

上个世纪最后一年，出于对台湾社会泛政治化过度的忧虑，龙应台回到台北，为台大法学院的学生做了一次演讲，在演说的最后，她讲了一个故事。一个从以色列回来的朋友，给她带回中东手信，是一朵沙漠玫瑰，事实上，沙漠里是没有玫瑰的，那只是一蓬干草，干巴巴，看起来已经死掉的枯草。这样一把很难看的枯草背后是有文章的，朋友告诉龙应台，沙漠玫瑰其实是一种地衣，你把它整个泡在水里，八天之后它会完全复活。

龙应台拿着那团干草，去厨房找了一只大玻璃碗盛着，里面注满清水。从此之后几天，她和自己的两个儿子，每天都去探望沙漠玫瑰的死活，前两天没有什么动静，三天过去，团在一起的干草已经张开，显现出玫瑰的形状。持续加水，直到第八天，沙漠玫瑰完整、丰润饱满地复活了。对他们三人来说，这是一件无比快乐的事情，以至于齐声尖叫起来。当时他们的邻居也在，看到碗里那把杂草，十分疑惑地问，你们在干什么？

龙应台以此告诉青年人要重视对历史的探究，“对于任何东西、现象、问题、人、事件，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么意义？”

这个道理放在日常生活中同样有效。活着是一段过程，或是一段区间，而不是哪个时间点。对于邻居来说，母子三人对着厨房里一只大碗中的杂草欢呼，是一个奇怪的事情。那只是一把很难看的、气味潮湿的低等植物，而龙应台母子看到的却是尽情开放的沙漠玫瑰，“是现象和现象背后一点一滴的线索，辗转曲折、千丝万缕的来历”。

很多时候，我们过于在乎外人对自己生活的评价，其实他们根本不清楚你生活的原始点和参照物是什幺？幸福感是主观感受，你觉得自己很幸福就行，不要看GDP，不要看个人收入，不要看生活状态，不要看有没有车房，只要看自我报告的幸福感。

自我报告的幸福感，在学术上被称为主观幸福感，经济学家卡里曼就是因为总结了对幸福的四种定义，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观幸福感是他的第一个定义。有心理学研究指出，中国人的主观幸福感得分偏低，男性主观幸福感比女性高一些，大学生比成年人要低一些。人们还发现，主观幸福感还与评价体系相关，特别是家人朋友的评价。如果你认为自己幸福，就得家人朋友也这么认为。

另外，从人格特质上说，人有快乐的人，也有不快乐的人，得允许不快乐的人有不快乐的自由，不能觉得“快乐人生”是一种时代风尚，就强加于人，去迫使身边的人“要快乐，要幸福，要高兴，要笑”，那就演变成为一种新的负担——快乐主义，结果成了“我相信快乐”、“我要快乐”，而不是“我可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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