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封面：乐，自由，我。

从“我要快乐”到“我可以快乐”

乐·自由·我

你快乐吗？

在新年第一期，在国民幸福指数成为新追求的今天，我们阅读快乐。

我们重温阮籍、陶渊明、谢灵运、李白、林和靖、苏轼、唐伯虎、徐渭、李渔、袁枚的快乐之道，关注快乐给开心网、乐水行、电视、摄影、联想、软饮料和诸多商业带来的生产力，也聆听郑渊洁、孟非、董路、宁财神、王子文、姚晨的快乐宣言。

“我要快乐”，这是对自我需求的自我认知；“我可以快乐”，这是对自我实现能力的自我认知。自我认知和自我实现的程度，关乎自由。

快乐是铜牌，分享是银牌，自由是金牌。唯自由了，你才能自觉去发现和实践生活的意义。这意义不是他人赋予的，而是你给予自己的期许和礼物。唯有如此，快乐才持久和深邃，而非傻乐。

什么能夺去我们的自由？可能是恐惧、伤害、禁锢、愚弄，也可能是疾病、挫折、贫穷、盲从和伪信。

乐自由你，快乐生活人人要，“先建设生活，然后才去建设社会、体制、国家和主流文化”(何力语)。

重估一切生活价值

明天起，做一个快乐的人

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我们的灵魂都处于焦虑状态，每个人都在寻求快乐的真谛，金钱和权力并不能填补这个巨大空白……

文/潘滨

塔尔1992年进入哈佛大学求学，一开始主修计算机科学，他成绩优异，擅长体育运动——壁球打得不错，社交也游刃有余，一切都很顺利，除了一点，他不快乐，而且他搞不懂为什么不快乐？大二期间，他突然顿悟，决定找出原因，变得快乐，于是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了哲学及心理系，目标只有一个，如何变得更快乐。

现在塔尔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首次开课时，他还只有8个听众，中途还撤走两位，现在他的《幸福课》已经超越《经济学导论》，成为吸引学生最多的课程。可见，即使精英云集的哈佛，也同样面临“快乐受创”的问题。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追求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塔尔坚持认为，幸福感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标准，是所有目标的最终目标。他说，人们衡量商业成就时，标准是钱。用钱去评估资产和债务、利润和亏损，所有与钱无关的，都不会被考虑，金钱是最高财富。

塔尔比喻道，人生与商业一样，也有盈利和亏损。可以把负面情绪当支出，把正面情绪当收入。当正面情绪多于负面情绪时，我们在幸福这一“至高财富”上就盈利了。

“所以，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一个幸福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然后努力地去追求。真正快乐的人，会在自己觉得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里，享受它的点点滴滴。”

中国人现在也要面临如何快乐的大问题了。在经济学上，人均收入3000-5000美元是一个分界点，在这个点之前，国民幸福感会随着GDP的增长而递增。过去30年的经济腾飞，确实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幸福体验。但随着临界点的到来，幸福感不再跟随GDP的增长而同比例增长，甚至会带来幸福感的下降，转变为抛物线。

众人开始不快乐

不知不觉间，一种全民焦虑的氤氲开始蔓延，从城市发酵生长，伴随着城乡劳工交流而向乡村扩散，很多人开始逃遁寻找新生活，也有很多人硬扛着，在社会大机器流水线上支撑。自感不幸福的人越来越多，几乎每个人都处于不安全感、无归属感的忐忑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开始让众人感觉不快乐呢？

人的幸福源泉主要来自三个层面：物质、情感、精神。同时快乐又是看得见摸不着的主观感受，对快乐的计量必然面对差异化、个性化和多元化的阻碍，通常来说，影响快乐的因素除了外部大环境，还有信仰、健康、家庭、事业和社交等微观层面。

目前来看，人与外部世界的三大矛盾在逐渐恶化，由于资源和环境的无节制开掘，人与自然的矛盾逐渐尖锐；因为犯罪增长、道德下降，以及丛林社会潜规则盛行，人与别人之间的矛盾也在加重；人与自己也开始过不去，中国的自杀率逐年递增，每两分钟就有9人自杀，已是全球自杀率最高国家之一。

无节制地信奉物质是最明显的原因，有钱就幸福，有钱就成功，有钱就是英雄。国家为了发展可以不顾一切，民族为了挣钱可以不择手段。个人在社会运行中沦为工具，欲望和市场理性屏蔽了心灵和精神。经过30多年的经济增长，我们已经迎来建立在GDP上的绚烂盛世，但好景不长，就要面对精神危机了。

中国曾短暂出现精神层面的真空，在主流意识形态塌方之后，民族主义曾成为填补这块空白的短暂材料之一，可是随着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攻城略地，人们就都浸入到挣钱弄权纵欲的狂欢中。可是，我们多少明白，科技与物质的进步，并不足以保障人们的精神平衡。

这是一个信仰缺失的社会，大陆三大宗教信众加起来有两亿人口，加上8000万共产党员，近三亿人的心灵有了着落，但还有超过十亿的人，灵魂无处安放。问题或许很严峻，美国保守主义之父，思想家列奥·斯特劳斯说：“没有信仰，就没有道德基础。如果道德上采取相对主义，那么吃人就仅仅是口味的问题。”

信仰缺失，道德滑坡，再加上日常生活压力重重：买不起房，开不动车(堵)，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结不起婚等等问题，不一而足，让人怎能快乐得起来。迷茫，我们并不清楚，日益耗竭的资源，日益恶化的环境，日益增长的人口和日益对立的人群，最后会导致一种什么样的结局。

神和道德不是解决当下精神困境的全部药方，体制缺憾也不是唯一借口，在现今中国复杂语境下，把问题归在任何一个原因之下，都像穿错姐姐衣服的半大小子一样，显得粗楞怪异不合身。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凤凰网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