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就让我游泳。我曾用救生圈在游泳池里游、在湖里、河里游，甚至在大海里游，自以为很会游泳了。他看我离不开救生圈，就决心让我能自己游。一次在昆明湖划船，他把我放到湖里，先是用手托着我游，然后突然撒手。实际上并不会游泳的我扑棱几下就开始在混浊的湖水里下沉、并喝了几口水，这时他才把我托上来。在拒马河畔，爸爸妈妈把我用绳子拴着，让我从靠山的岸边下水游向对岸；他们两人站在对岸拉着绳子那一头。幸亏拒马河不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爸爸有时显得极为“抠门”，有时又极为“大方”。他很少给我买什么东西。在小学时，每个周日晚学生们返校都要带些零食大家共享，我则基本没有。有时在公园玩后给我买个果料面包带回学校当晚餐就很不错了。一次，他从陕西回京，带回许多高庄柿饼。于是，我高兴地把这些甜甜的柿饼带给同学们分食。我参加歌咏队演出没有白球鞋，就只得借人家的旧白球鞋打上大白。在我记忆中，他只是从干校回京时亲自给我买过一双雨鞋。

爸爸总说生活上要向工农看齐。家里的保姆有时爱买青椒等比较贵的蔬菜，爸爸就说，“青菜豆腐保健康”。住平房时，家里的家具因陋就简：“沙发”是被淘汰的汽车坐垫，上面盖一块粗布；几个箱子一拼凑成一张床；茶几兼饭桌是两个凳子上放一块画板再铺上桌布。一次，石鲁伯伯、刘炽伯伯等几位延安的老战友来家里，聊得起劲，石鲁伯伯一伸腿，便踢翻了“茶几”。一辆1949年他的老战友张绍滨伯伯给他攅的自行车，他骑到70年代末，直到有一天弄丢了。以后，他又骑上了婆婆送给我的结婚礼物——一辆女式自行车，他一直用到年近80骑不动为止。

上中学时，有一次我与同学打羽毛球，把球拍打坏了，要求家里给我买一副球拍。爸爸说，哪有贫下中农的孩子打羽毛球的？于是只给我钱买一只球拍去赔同学。当我看到左邻右舍的孩子都学拉手风琴，从小喜爱音乐的我也央求父母给我买台手风琴。他们说，我们是小康之家，买不起。实际上，他们两人的工资不比邻居低，可爸爸文革开始前的几年起就缴纳三分之二工资作为党费。80年代初，当左邻右舍都有了电视机，他们竟然因为买不起一台电视机而要硬着头皮到邻居家去看新闻。

但是，在艺术方面，爸爸又十分舍得花钱。60年代初，他自己设计了一个可以放毛笔、颜料、墨等多种功能的特殊的方形金属盒，花了400多元（相当于他三个多月的工资）专门让上海电影机械制造厂制作。为了收集图像资料，他买了很多架新、旧相机，自己鼓捣着改装。当然，结果大多是报废了。文革前他还花上千元高价买下乾隆的御墨，并买了很多好笔、好纸。

对公家、对外人，爸爸更是大方。在这一点上，父母十分一致。他们有时不报销出差的火车票等费用，还常自己花钱为公家买东西。我在大学生物系上学时，一次回家时无意中说起，系里需要石蜡（大概是为保存标本用）。没想到，不久，我系学生正在操场上体育课，只见爸爸骑着自行车，后面车架上驮着一大块自己买的石蜡送来了。爸爸在邢台参加四清时，与他住在一起的老贫农咳血，又缺乏御寒的衣服，爸爸就把离京前新做的丝棉裤送给了这位老人，自己仅穿棉毛裤和外裤，因而关节炎加重。文革中，一次爸爸在美院打扫操场，看到美院的大卡车撞坏了一位瘸腿汉子捡破烂用的带轮小木车。爸爸觉得这人可怜，便从自己兜里掏出钱来，给了他（同院的孩子于平杰亲眼见到此事告诉我的）。这人原是国民党兵，以捡破烂为生。我们中学一些学生总是欺负他，还编出“头顶青天，脚蹬飞轮，大喝一声，破烂我捡”（大意）来羞辱他。而有同情心的爸爸却能毅然从自己本来就不够的饭费中拿钱接济弱者。一位地方文化馆同志的父亲患了癌症，妈妈就每月去医院排长队找医生开药、然后买很贵的药寄去（我代她去过一次）。

父母帮助、资助过的人不计其数。家里总共只有两间屋子，他们有时把其中一间让给同事、学生住。文革初期，钱绍武老师先遭到批判、关押，他们就把他患病的妻子和孩子接到家里来照顾。他们对普通劳动人民很热情。一位剪纸高手老大娘来北京，父母热情款待。那时，每户鸡蛋限量供应，家人都不够吃，但给老大娘的面里打了三个鸡蛋，结果导致老人家消化不良住了院。我们位于王府井的家离北京站很近，所以父母下乡、下厂时结识的朋友常常一下火车就直奔我家。有时，一下子来很多人，还有人抽烟。这样，本来狭小的屋子，众来客、行李再加上烟雾腾腾，根本没法呆了。我只好把小儿子放在童车上，在黑暗、狭窄的楼道里来回推着走。

我出国前，家人还暂住美院学生宿舍筒子楼。楼下住的一对夫妇（父母以前的学生）已经去了英国。我去问他们的母亲要捎带什么东西。结果，这位母亲拿给我一大堆东西，包括呢大衣，好几瓶101生发精。因为乘飞机行李限重，我有些为难，想退回一些东西。爸爸说：“宁可自己的东西少带或不带，也要给人家带东西。”我只好把自己的行装一再精简，还忍痛留下了装着儿子照片的小相册。

诸如此类的事情太多了，我总觉得父母关心别人胜过关心我。小时候我甚至曾怀疑自己是否为他们所亲生，他们开玩笑说我是从垃圾箱里捡来的。大约在80年代初期，我读过一本译著《社会生物学》（或《生物社会学》），记得其中一个重要论点是：一切生物（包括人），一生最重要的事（或生存的目的），是要把自己个体的基因传下去（大意）。我如获至宝把这个论点告诉父母，言外之意是应当先关心自己和家人，然后再去关心别人。当然，他们根本不理会，还总批评我对人不热情甚至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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