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爸爸

文/ Danyang

爸爸静静地走了。最近我脑子里总是想着他的一些往事。

我小的时候，妈妈留学苏联。爸爸因忙于他的工作，很少顾及到我。他甚至很少到郊区的幼儿园、小学接送我，经常让其他家人代劳。有一次，一连两周都没有人接我回家，一位好心的幼儿园老师(记得是我小班时的老师田素梅)周末把我带到她家住，并带我去看幼儿园教师宿舍区的公用黑白电视。电视节目中恰好出现了我的爸爸，画面是他正请几位同事和学生给他的新作《主席走遍全国》提意见，记得解说词是：“李琦认真学习、虚心求教……。”小学的一次重要院庆，邀请所有学生家长参加，爸爸却没有来。但他委托同院的许幸之伯伯（其子为同校高年级学生）到我所在班级看看。恰好不久前语文课命题作文是“我的爸爸”。记得我在作文里写到：“我的爸爸瘦瘦高高的，常穿一身毛蓝色布衣，背着个画夹，总爱眯起一只眼睛观察人和物。”这篇展出的作文得到了文学造诣很深的许伯伯（写过诗、设计过新四军臂章，导演过《风云儿女》）的赞许。

印象中，爸爸只到我的小学参加过一次家长会。会上，他拿出速写本，画老师、画其他家长（后来我看到他的速写本上画了徐辉老师各种姿态的手）。恐怕徐老师在会上说了些什么他根本没有听进去。爸爸平时不大过问我的学习。幸好，我学习还比较自觉，一直是中队学习委员。只记得有一次，我正写作业时，他突然抽出我手中的笔，以看我是否能握紧笔。

我刚满九岁后的一天，爸爸宣布，以后要我每个周末自己往返学校，并说他自己九岁在延安就曾一个人在很荒凉的地方走很远的路，还碰到过狼。当我那个周末自己回家时，他告诉我，以后不要在没路灯的黑暗地方问路。我这才知道，当我前个周日晚从东城的家独自返回位于西郊的住宿学校时，他曾悄悄地跟在后面。学校放寒暑假，一般家长都会来接。那时校门口就会停满军队、机关大院和一些干部的大小车辆。可有时学校放假爸爸都不让家人去接我，害得我四肢并用、满头大汗地捆行李（蒙族同学索利娅曾帮过我；有一次，行李包散了，幸亏在无轨电车上遇见同院的伍端端，跟我一起揪着被角把行李兜回家），并在路途上费很大劲一趟趟往返抱回包括被褥、脸盆、书本等一大堆生活、学习用品。这种时候，我心里有些怨恨爸爸。

不过，从一件事上，我感到爸爸还是关心我的。那是在三年困难期间的一天，他专门把我从教育部爷爷奶奶家叫回美院宿舍。到家后，他告我说有好吃的。只见煤炉上煮着一大锅土豆和胡萝卜，皮没削，也没放任何佐料，味道极差。但他因怕我挨饿而给我开的这顿“小灶”令我终生难忘。

爸爸经常对我说的话就是“锻炼、锻炼”。小学二年级暑假时，爸爸带学生到房山县班各庄体验生活。刚从苏联归国的妈妈随他同去，把8岁多的我也带去了。那是我第一次到农村。农村的贫穷震撼了我。尽管我穿着姑姑小时候穿过的旧裙子，但在那群穿着又破又脏的衣服、甚至一丝不挂的农村孩子们中间，我简直太扎眼了。爸妈让我拿个小粪筐同他们一起捡拾牲口粪。我们有时同农民一起上山干活。分配给我的活儿很轻，主要就是翻红薯秧、摘豆角等。晚上，他们经常带我到老乡家，看他们制作的烟熏的窗花；与农民边聊天，边砸杏核等。我则在一旁贪婪地吃着杏干和杏仁。那时，我与小名叫梗儿和五丫的两个女孩儿成了朋友，保持了很长时间的关系（后来五丫还到向阳厂教育科给我送了一包土产。五丫结婚时我们还送她礼物。）大约在1964年的一天，父母让我读《红旗杂志》刊登的关于侯隽的一篇长篇报导“小丫扛大旗”，然后非常认真地告诉我，他们准备把家安到陕北农村。后来，父亲去邢台参加“四清”了，这才作罢。文革中，他们拟去陕北这事被批判为要与石鲁搞“窑洞画派”。以后父母常让我随美院其他教师或工友下农村锻炼。1969年暑假，他们让我去山西省汾西县去看在那里插队的表姐。有一次到山沟里洗衣、挑水，正遇两岸武斗的人交火，子弹就在我头上飞。我在那里劳动、生活了一个多月，差点也留下来插队。

爸爸为创作《同志 — 刘少奇和时传祥》，曾去时传祥所在的崇文区清洁队体验生活。1964年放暑假时，他把我也带去了。爸爸素来体弱多病，也跟着掏粪工人一起干活。掏粪工看我年龄小，不忍给我多舀粪，结果装不满的粪尿在我背着的大木桶里直晃荡，溅出来弄了我一脖子。一次掏粪时，时传祥伯伯看到我，送了我一副垫肩，还誇我是“毛主席的好孩子”。休息时，我们同掏粪工人一起喝“清凉饮料”——放了糖精和色素的凉开水；收工后，我们随掏粪工人一起站在运粪汽车外的踏板上回清洁队。略加清洗，我们便与工人们一起吃饭 — 肉菜大包子。《同志》一画创作出后，爸爸赠给了北京市环卫局（父亲去世后，石传祥的儿子打电话告诉我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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