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30日，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家中病逝，这位法国思想界最后一位原创性的思想家的离去，无疑更佐证了伊格尔顿的悲观性的观点。这位与萨特同时代的伟人的辞世，不仅仅预示了一个时代的结束，而且预示了一个世纪的终结，那个盛产公共知识分子和思想伟人的20世纪的终结，从这个角度来说，列维-斯特劳斯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的世纪终结者。列维-斯特劳斯最富盛名著作应该是那本《忧郁的热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版）。该书于1955年在法国出版时成了畅销书，现如今已是20世纪最伟大的著作之一。用桑塔格的话说，《忧郁的热带》的伟大在于“列维-斯特劳斯利用他的经历的方式——他反思着风景的自然状态，反思着身体艰辛的意义，反思着新旧世界的城市，反思着旅行的观念，反思着日落，反思着现代性，反思着识字与权力的关系”。这本书同时还有三联书店的版本，同一个译者。其实我更赞同用不同的译者，多个版本可以对比选择，会更有利于读者。

说到了桑塔格，想起她的最后一本随笔《同时：随笔与演说》（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1月版）中也谈到的翻译问题，她在其中提到说，之所以翻译“成为一项如此复杂的工作，是因为它回应各种各样的目的”：其中就有“从一种语言变成另外一种语言是困难重重的，而某些文本更是坚决拒绝屈服，这是因为作品中某些固有的东西，超越了作者本人的意图和意识，当翻译程序启动时，这些东西就会出现——这种特质，由于没有更好的字眼，我们只好把它称为可译性。”

在一本本身就是翻译的著作中能读到这些关于自古存有，至今争议不断的关于翻译的理论，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同时》译者是黄灿然，在后记中，他对这部译著不同以往的偏于生涩的风格辩护，他说他希望尽可能地保留多些桑塔格的文风，那种独一无二的声音。在翻译上，他认为翻译的真理是，读者比译者聪明，因此译者不应该把读者婴儿化，“如果我译了一个异质性的句子，如果这个句子在诗歌读者中只有一个读者看得懂并大为激赏，且成为他写作或思考的刺激剂，则我就毫不犹豫保留这个句子。如果把读者的智力和理解力分为十级，那么我要瞄准的是金字塔顶的那一级，而不惜放弃另外九级。”这已经不仅仅是译者一个人的问题，还有读者本身。这才是黄灿然这种翻译理论中最让我敬佩之处：翻译不仅仅是对自己提出高标准，而且还要对读者的阅读能力提出要求。这种互动的翻译理论让翻译的不可能成为了一种作者、译者和读者共同努力达至的更高的精神追求和目标。

按照伊格尔顿的观点分析，让·波德里亚是法国开创性的那一代，2009年他的思想随笔《冷记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系列有了中文版，相对于他的那些消费主义的秘涩理论书写，这些格言式的书写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魅力。我迷恋这种断片式的自言自语，沉浸在这种诗意的冥想之中，享受这种一瞬间的智性愉悦。波德里亚的思想碎片仿佛解构主义的手术刀，“没有比解构更具建设性了，它竭尽全力，让世界重新经过文本的筛选，它反复地思索，注释文本，采用如此多的引号、斜体、括号和词源学，以至于书面上已经没有文本了”。（《冷记忆2》）那还剩下什么？只有满地的思想碎片，看似杂乱无序，但是每个碎片折射出的都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估计美国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应该是“开创性人物之后的那一代”。在其著作《权力的精神生活：服从的理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版）中，她继承了福柯的权力理论研究，并与其结合了弗洛伊德研究思路，把权力理论和精神理论结合了起来进行思考，力图从理论之间相互阐明，重新发现一些新颖的观点，即“服从”不禁意味着权力服从的过程，同时也是成为一个主体的过程。主体性的建构过程不再是单一的，而是互相作用的辩证过程。有意思的是，这本著作的中文译者张生在书的后记中同样谈到了翻译的问题，他说翻译必错，而作为一个译者，他所能做的也只是尽量少犯错误，“有如人生，错误还是在所难免的”。话说得很是诚恳，倒是让我想到，除了基本的准确性，翻译本身就近似于一种“不可能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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