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可以选择直译，尊重作者写作时的源初语境；也可以进行再创作，揉入译者本身的体悟和语感；或者让它同化，更能贴近译者存在的语境国度中。这些标准都无可非议，某种程度上，无论坚持哪种翻译的标准，他们都是某种精神文化的传递者。衡量译者如有一个共同标准，应该看他们是否虔诚地、谨慎地、深思地、灵巧地翻译，是否对自己的翻译事业完全负责和投入，而不是看他们采用和坚持哪一种标准。

2009年度有些书是留有遗憾的，比如萨义德的《世界·文本·批评家》（三联书店2009年8月版），本来就是我期盼已久的好书，但是翻阅之后有些失望。而他的另外一本关于中东问题的著作《报道伊斯兰：媒体与专家如何决定我们观看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5月版）反而让我有种意外的惊喜。萨义德曾无数次提到他的人生是以1967年的中东战争为分界点：1967年之前他是美国著名大学的学者，打算以学术为业，在学院孜孜以求度过一生；1967年的中东战争激起了他的政治热忱，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多伊斯兰世界的偏见，他力图用他的笔和剑，去清楚地说明白一段有关丧失和剥夺的历史，自此以后，他一直是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在美国的主要代言人，他的书写成为了一种独特的巴勒斯坦叙事。《世界·文本·批评家》译者李自修先生已经很熟悉了，他之前曾翻译过不少萨义德的作品，觉得可以信任他的译文，但是萨义德的这部作品本身过于晦涩艰深，而且加上萨义德在书中大量援引德里达和福柯等这些人的原文，致使翻译也差强人意。同样如此的还有《学与商的博弈：论美国高等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版），作者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索尔斯坦·凡勃伦，可能是因为早年有学习哲学的经历吧，行文晦涩难懂，翻译起来也是颇有难度。

对于这样的图书，很多是因为作者本身行文的缘故，我们也不忍心全怪罪于译者。但是为了对原著作者和读者负责，我们不妨劝诫一下译者，如果你觉得无法掌控原著的译文，干脆可以不译，千万不要勉为其难。有时候，知难而退也是一种美德，迎难而上反而是一种莽撞和不负责任的表现，要知道，译者逞了英雄，可就害苦了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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