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将近，按照惯例，我整理了一份本年度的阅读报告，选了一些自己觉得不错的书。这个书单本来就是我个人一年的阅读总结，所选的只是个人阅读视野内的图书，也没想着代表大众观点，但还是招致了很多朋友的批评。

比如有的人会说书单上国内作者的书入选太少，还有的朋友说我推荐的书范围太过于狭窄和小众，如此等等。也难怪，每年国内出版图书上千上万种，我个人遴选出的不过九牛一毛，再说，我喜欢的书只能代表个人的阅读口味，怎么可能左右大众的审美。

在我的书单上，思想类图书入选的国内原创图书只有《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三联书店2009年8月版），而且严格来说，作者刘禾还不属于国内作者，人家是哥伦比亚大学终身人文讲席教授。我最早读她的《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评纲要》印象颇深，“跨语际书写”随后成为了国内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这本极富洞见的新著中，刘禾把研究的视角一如既往地深入到了那些与帝国话语相关的词汇中，对“夷”“鬼子”这些看似普通的词汇进行了本体论的追问。正是通过对这些小词汇的追问，刘禾颇具创见性的提供给了我们一种新的研究历史的视角，融合了西方的符号学、语言学、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理论，并用这种理论尝试性的触及到我们历史的深层，从最具体细微的语词角度重新诠释近代史中东西文明之间的冲突，帝国之间的碰撞。从很不起眼的一个个语词的角度分析历史，可称之为用小语词撼动大帝国。

读刘禾的这本著作后，我一直深思的问题是，为何像她这样具有原创生命力的作者如此之少？跨语际书写的最大困难之处在于，你必须同时深入到不同语言的肌理层面，在几种不同的文化之间游弋往来，而国内的学者因为缺乏对另外一种语言和文化的关注，只能沦为二道贩子之流。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得不借助一些翻译文本进行书写。我的书单中之所以大都是翻译文本，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正是译文的缘故，我们不得不在遴选图书时更为小心谨慎，有些书鼎鼎大名，但是从译文上看可能佶屈聱牙，一个好的作者必须还要具备一个好的译者，珠联璧合方能成全一本好书。翻译成为了我选择图书时的一个重要标准。

康德有句名言，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思想家伯林对这句话偏爱有加，用之作为自己著作的标题，这就是《扭曲的人性之材》（译林出版社2009年1月版），实话说看这个书名有点如坠五里云雾，是绝然想不到这是康德的那句名言化来的，幸好书中译文尚好，否则差点因为这个题目错过了伯林。在我的阅读印象中，伯林的著作中有种冷静的激情：冷静是因为理性，激情是因为同情和投入。冷静的激情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复杂难言的体验，一种感情上强烈的感染和认同感。那种心潮澎湃的体验，那种逐渐清晰的思想脉络，那种优雅无比文风，那种博闻强识的学识，毫不夸张地说，构成了一种伯林所独有的精神魅力的磁场。

我个人偏爱的大都是这种理性与感性兼具，智慧与体悟并存的作者，英国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也同属此列。在他的《理论之后》（商务印书馆2009年7月版）中，他开篇即言：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早已消失。这倒不是危言耸听，雅克·拉康、列维-施特劳斯、阿尔都塞、巴特、福柯的开创性著作远离我们有了几十年，这些开创性人物之后的那一代，他们发展、增加和评论并运用这些原创性的观点，而我们这一代只能站在历史人物的肩膀上无所适从，我们没有自己的精神领袖，只能利用历史。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凤凰网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