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总结一下纪录片的成长历史，过去20多年，纪录片的历史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发展之一。20世纪通常用的文化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人类学意义的文化，我们说这个地方有一种文化，这恰好跟我们现在做的门类最接近，现在来看做得不错。另外一种文化是创造一个新的空间、政治性的概念，文化跟政治之间有很密切的关联、联系。一定程度上，纪录片，包括政论片的介入，不管是用什么形式的，就是代表那样一种介入性的，充满了意识形态的东西。

对于媒体，一方面我太重要；另一方面又有点怕它，真的是一个困惑。因为不介入等于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介入的话就不知道它的逻辑跟你的逻辑之间，最终造成什么样的关系，这是双重的，一方面有知识分子如何介入的技巧和政治艺术、文化艺术，一方面尤其是媒体工作者跟学术界、知识界之间的互动对话，共同介入社会问题，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一般的对话，是介入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大家一起去做这个东西。这个时候产生出来的空间，我觉得不太一样了，这就是当时那个时候新纪录运动开始出现的时候，曾经有过的经验。我觉得这个经验还值得我们重新来想一想。

李学军（《读书》副主编）：

现在的很多知识分子都处在多重的矛盾之中，谈到中国传统文化、文化重建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有悠久的历史，可又得面对传统的断裂；我们要表达自己的文化体系，但用的又是别人的话语。现在学界在总结中国模式，多从经济和政治成功的角度着眼，在文化上我们是不是也应有这样的抱负？

说到这里，我想起费孝通先生说的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当年一直思考这个问题。文化自觉对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不光是对文化的抽象认同，实际上还有对历史传统和现实处境的一个深刻理解。至于纪录片创作，关键在于意识和观念，我们现在需要鼓舞自己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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