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虚无感却是通过一种在电影形式表达上的自由感来呈现出来的。这种自由感当然是表面，背后是一种深刻的不自由，个中曲折，在这个时代搞文艺创作的人都能体会地较为深切。而我所说的那种虚无感里，有一个核心却是惟一不虚无的，那就是商业考虑。奥运会之后，张艺谋的文化影响力达到了巅峰，他在这个时候做什么电影都是话题电影，人们都会像遭了五雷轰顶般蜂拥着奔赴影院看张艺谋新作，电影在此是奥运会、张艺谋、小沈阳、赵本山等明星话题的衍生产品和副产品，所以他的新作不需要大投资大宣传，《三枪》的投资相比来说并不大，宣传所说的8000万投资显然是一个谎言。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骗钱行动，当然更是一次明智的公司行为。影评人杜庆春说在《三枪》中，张艺谋表现地越来越像一个CEO,一个项目经理，拍电影如同做项目。真是一个聪明的比喻。

在私下里，有些张艺谋的老同学说，张艺谋身边的人都在骗他，告诉他说，你拍摄的这个东西是最棒的！因此让他丧失了艺术品位。但是我觉得，张艺谋也甘愿被骗。而且在获得极度的荣誉之后，他已经有了一种为世界立法的魄力能力，他的电影做法也体现了一种无畏感和权力感。或者这个电影可以同时被解读为张艺谋的一个行为艺术，他回避了观众对他的沉重期待，也同时宣传了一种混世哲学：“你别期待我什么，其实，哪里有什么正事！”

哪里有什么正事！真是意味深长。网络上有一篇非常受欢迎的帖子，说“张艺谋都没正形了，您千万别太端庄……”这位评论者认为大家都应该去积极领会张导演的不端庄感，或者说这种幽默感。这个言论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观众的接受心理。这就是张艺谋在奥运会后以他的巨大的文化影响力辐射给大众的精神：不妨再虚无一点，别太正经了，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黑猫白猫都是猫咪，挣的钱偷的钱都是马溺，他舅、木头，木头、他舅，笑一个！

但是观众却笑不出来。于是在电影院或在影碟机前，观众和电影僵硬地对峙着。很大一部分观众不再愿意傻瓜般地与电影制造者无条件合作。

如今，搞笑显然成为了当下电影界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似乎该写进国家十二五计划里去。今年电影学院表演系的招生简章上也多了一个专业，叫做喜剧相声表演专业。真是大势所趋。今年我看的许多电影，都是这么强行扑上来，恶狠狠地抓住你的衣领强迫你：笑给我看！比如《唐朝来客》，它的导演庄宇新本来拍摄过非常文艺的《爱情的牙齿》，难以想像他会拍摄那样不成功的搞笑片，虽然电影试图挟带一些现实关怀，但是片子中一个科学家自诩与爱因斯坦和牛顿是同学，以这样的段子搞笑，显得十分技穷。冯超的《皇家刺青》里面，把最近一年的各种网络词汇和文化现象都塞了进去，不过观众知道电影作者在卖笑，于是就打定主意把脸黑下去。当然我们知道搞笑导演们的难处，就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看起来谈笑风生，其实处处都是禁忌，时时都显示着打秋风的矫情和不容易。到最后即使搞出了满堂的莺歌燕语，作为读者和观众的我们却觉得可悲、不自在。

郝建教授多年前出过一本书叫《硬做狂欢》，以这个书名来应对这几年尤其是今年的电影现象，我越来越觉得妥帖。尤其一个“硬”字，传神地表达了创作者和接受者的心态。内心的笑声都是在一种相对宽松的精神氛围内产生的，是水到渠成的，是满而溢，不好强行搞出来的。若渴望我们能搞出香港电影里的那种喜剧效果，也许我们还没有活到那个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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