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另一贡献，是以两位天造地合的活宝搭档——陈星和小北的冒险，重新演绎了塞万提斯《唐·吉珂德》的两位主角的传奇，从而在这个方面继承了欧洲文学的伟大传统，所不同的是：由于塞万提斯之后的欧洲迅速地走向了富裕和“规范”，这反而使得潘·桑丘和唐·珂德这两个流氓无产者所代表的欧洲骑士精神——连同其所代表着的英雄主义的情怀——成为了欧洲文学史上的绝响，这就是卢卡契所感慨的：唐·吉珂德仗剑远游的故事，不幸迅速地被巴尔扎克小说里勾心斗角的“办公室小阴谋”所取代，最终又被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中软弱无力的小资情调所终结。卢卡契这里的意思是说：富裕和规范是文明的天敌，也是艺术的天敌，更是欧洲英雄主义的末路，它标志着欧洲历史的终结。在这个意义上，陈星和小北身上，却代表着当代中国生机勃勃的活力——正如卢卡契说：当这两个痞子准备仗剑远游的时候，世界如同大路一样向他们敞开。自古英雄出少年，浪子回头金不换——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朝气蓬勃的青春中国。

十多年前，北大文史哲实验班的班主任牛可教授和著名作家余华推荐石一枫攻读当代文学的研究生，从此，我就荣幸地和一枫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亦师亦友的共同学习过程。但说来好笑，从那时起，由于个人兴趣的原因，我自己却不再从事文学研究，也很少读文学作品了，整日价跟一枫谈天说地，他讲是文学，而我说的却都是历史、经济和哲学之类的问题，我最欣赏的一枫的作品，也都是他至今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学术性的随笔。如今回想我们俩的谈话，往往是声东击西，点到为止，说到投机处，大笑一通而已，旁人不解，多以为痴师狂徒而已。而这几天读一枫的小说，在北国漫长的冬夜里，我几次被感动得不能自已。我深深地惊讶于自己的善感。可见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感谢一枫和他的同学们重新唤起了我内心深处对于文学和这个世界的温情，因为正是他们使我认识到：在批判旧世界和想象新世界的过程中，这种温情实际上从来没有离我而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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