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别想摆脱书》中，艾柯和卡里埃尔仅仅用了两页的篇幅就把主持人提出的问题打发了：正如电视的出现无法替代电影一样——《阿凡达》就是最应景的例证——网络和电子媒介也无法替代书。与有些人的忧心忡忡相反，两位藏书家更乐观，电子时代的出现甚至预示我们更需要阅读和书写，“不懂读写，就没法使用电脑”。摆脱了主持人的话题的约束，剩下的大部分篇幅都是艾柯和卡里埃尔天马行空的对谈，那才是最好玩的部分。他们谈论记忆术，被遗忘的作家和诗人，各种珍本的收藏，超文本的影响，围绕一个主题构造自己的藏书，正如艾柯所言“我收藏一切探讨虚假、荒诞、隐秘科学和想象的书”。他们谈论历史上各种收藏者逸事，珍贵图书的焚毁，图书馆的消失，他们甚至还谈论到了中国政府对网络和网民信息过滤和审查……这个微妙的省略号自然代表了书中涉及这个敏感议题被删节的部分，另外也给我们透露出一个信息：这本大多数篇幅都在谈论旧书的对话录倒是一本名副其实的新书，2009年11月刚出了法文版，2010年1月中文版面世。不愧是日新月异的全球化时代，信息反馈和更新都很及时，艾柯都关心起了中国网民的生存状况。

对话录中大多数的篇幅都在谈论图书的收藏之道，这就是所谓的“印刷初期珍本”。卡里埃尔解释说：“所有在印刷术发明之日直到1500年12月31日这一期间印刷的书都叫做‘印刷初期珍本’，拉丁文incunabula。它们是印刷书籍史的‘摇篮’，包含所有十六世纪印刷的书籍。一般认为，古登堡的四十二本圣经（可惜没有任何年份说明，也就是古本最后几页都会有的相关信息）印刷年份为1452-1455年。”值得一提的是，根据这个标准，艾柯说他有三十来本印刷初期珍本（P110），而后在谈到个人藏书与珍本收藏的区别时，他又说“我有五万册藏书，分散于我常住的家和其他不常住的房子里。但这都是些现代书籍。我还有一千两百本珍本。两者有所不同”。（P279）但本书译者吴雅凌在后记中据此说艾柯收藏了一千两百本册印刷初期的珍本，很显然译者混淆了“珍本”与“印刷初期珍本”的概念，两者有所不同。

福柯曾说，一本书永远没有明确的边界，它的边界不限于从标题、开始几行到最后一个句号这一范围之内，也不限于其内部的结构和自主的形式里，它陷入了其他书、其他文本、其他句子的一个指涉体系之中：它是一个网络里的中心节点。现在看福柯的这段话简直是对全球化时代里阅读和书写活生生的预言，它甚至预示了电子时代里超文本的出现。但是仔细琢磨起来，也许这不是预言，而是福柯对以往阅读行为的总结。虽然电子时代里超文本是如此，但最初阅读和书写的行为出现时候，这样的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和指涉性就已经存在了，它甚至就是轮子的特性，从古至今根本没有任何改变。最伟大的作家永远都是匿名的姿态，我们熟知的莎士比亚已经不是原初时候的莎士比亚。正如艾柯在谈话录中所言，一部杰作要成为杰作，只需为人所知，也就是吸收各种因它而起的解释，而这些解释最终将成为它的一部分。波兰作家布鲁诺·舒尔茨曾在名为《书》的小说中说，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书是一个有自主生命的个体，每次阅读都是一次全新的体验，我们在成长，书与书中的人物同样在成长。

舒尔茨同样敏锐地察觉到了书与书之间神秘的联系和指涉性，这同样也是卡里埃尔在谈话录中所谈到的：“每次阅读显然都在修改书本身，就如我们所经历的事件。一本伟大的书永远活着，和我们一起成长衰老，但从不会死去。时间滋养、修改它；那些无意义的书则从历史的一边掠过，就此消失。”这段话同样可以从另一个层面上理解，当我从艾柯和艾里埃尔的对谈中联想到福柯的“书无界”和舒尔茨的“生命之书”，我就构造了另一个网络，这个网络的中心点就是《别想摆脱书》，而福柯关于书的论述和舒尔茨的《书》以及其他匿名姿态的文本则构成了一个发散的局域网络。这样的理解方式让我觉得妙不可言，仿佛把我引入到一个只有享受精神和智慧才能真正焕发出愉悦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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