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因为我个性比较好，好人就压抑，坏事做不出来，奔放的东西不见得是好的，所以常常会压抑。

我从小就压抑，当时我评断一个人，只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成绩好不好，会不会读书；第二是孝不孝顺。孝顺我没有问题，但我成绩不好，个子又很瘦小，所以很压抑。

《星》：回顾过去，感觉你有一个思考者的灵魂，这些会不会成为你很大的一个创作来源？

李：会啊，我创作时多愁善感。小时候我妈妈常说“你看叶子飘半天还不读书”。

《星》：讲讲文化背景对你创作电影的重要性？

我个人觉得背景并不重要，就对美国文化的了解而言，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比我更了解。我弟弟跟我是同样的背景，或者我的同事跟我也是同样的背景，大家都做一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还是对电影的创作力、表达力和你的工作能力更重要，这些是跳开文化背景的。

《星》：听说你的大学没有考好，太紧张了，所以到了艺术学校？

李：是啊，反正第一次上舞台我就知道比较喜欢，而且只要是做电影做戏剧的时候我这人就比较灵光，超出这方面包括考学校、社交、生活啦，就不行。

在台湾艺术学校的学习经历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转变，七八年去到美国留学后，又在伊利诺大学念了两年多的戏剧。

《星》：可以料想，美国的留学生活一定对你是个很大的冲击，对你以后的创作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李：头两年对我影响很大。东方的生活态度和西方很不一样，这对我来讲确实是个很大的冲击。东方的传统伦理哲学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比较压抑和顺服。西方就不是，比较表达自我，对压抑的抗争方式就是宣泄，这就增高了冲突，这就是戏剧。对我来说，东方的人生态度是非常反戏剧的，用西方的戏剧原理来讲的话，不是有真正的戏剧冲突，只是故事性强而已。所以在以后的拍电影的时候，虽然我用的是东方的眼光，但在手法上基本用的是西方的戏剧形式。

除了西方文化的冲击之外，这段时间我也看了很多在台湾看不到的书，老舍的书就看得最多，这方面的冲击也是很大的，简直是天地倒转！

《星》：1980年开始学电影，在纽约学了几年？

李：3年，之后就待业了6年。在那段时间里，我觉得对编剧、对电影的结构、市场运作的方式，都有了一些体会，因为是长片。虽然在学校拍短片时，你有才气，有表达力，学生片拍得不错，但毕竟是短片，具体到长片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六年的时间里，在这方面还是有些磨炼的。但大部分时间还是浪费了，在家里煮饭。

《星》：不过我知道在这段时间里，你写了《喜宴》和《推手》这两个剧本，尤其是《喜宴》，为你以后的电影事业铺平了道路。

李：这两个剧本在台湾得了个剧本奖，《推手》得了第一名，赚了点稿费，《喜宴》才是我想拍的。台湾电影公司给了一小笔钱，让我拍《推手》，我就请在美国的朋友也是我现在的合作者来当制片。这个片子在台湾得了“金马奖”提名，票房还可以，打平，然后就有了机会拍《喜宴》。《喜宴》得了柏林的”金熊奖”，世界市场打开，于是就拍到现在。

《星》：《喜宴》是你的成名作，得了“金熊奖”并在世界范围内都取得了很好的票房。我觉得这个题材是非常独特的，很好奇你是怎么想起描写这样一个同性恋的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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