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这是朋友的故事。一个朋友告诉我，我们一个共同朋友的事情。他跟他的美国男朋友住在一起，在华盛顿市，他的父亲是个将军，他有三个姐妹。他妈妈天天要给他介绍女朋友，奇怪他怎么过了三十岁还不结婚。他就一直瞒着，姐妹也都替他瞒着说“哥哥花”或者“弟弟花”，“女朋友太多不想定下来”。他父母到美国去住在他家，他就说那个男朋友是房东，家里挂的和男朋友的照片都换下来，就像电影里那样。有一阵子他们帮一个女孩子办绿卡，后来办成没有不晓得，反正有这么一回事。后来我就想，这有意思呀，可以写成一个剧本。本来这些不够一个电影故事，有一天洗澡，突然有灵感，一想，如果结了婚，后半段不就出来了吗？大概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把剧本写出来，写好以后放了5年都没有拍。那个时候中文影片在美国拿不到钱，在台湾，同性恋题材也拿不到钱。我写的《推手》在台湾参加剧本奖徵选，就把《喜宴》一并送去了。《推手》拍完，他们就说，继续拍那个剧本吧，蛮有意思的。那个时候，台湾人的观念里已经对同性恋比较开放了。

《星》：你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观众什么呢？

李：严格讲这不是一部讲同性恋的电影，如果是那样的话也不会有那么高的票房。一般观众都把它当成一个家庭剧来看。家里有这样一个问题，这些人将如何度过去，同时也检验一下我们中国的传统伦理，主人公在这当中有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你看到，故事里的起因是假的，从头到尾都是假的，可所有的人付出的感情都是真的。这跟我以前真假虚实、价值倒转的经验可能有关系──我们翻过来看，在同性恋的世界里，我们认为的正常都是不正常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反转的情境，可以利用戏剧冲突的手段去探讨人的问题，探讨人性；从社会剧看是一个讽刺，从人性来讲的话，我自己觉得还是蛮感人的。当然我不是同性恋，可是我会有别的问题。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这个题材的戏剧效果和戏剧情境也很好。总之，你会觉得这是个可以work的东西。

《星》：我觉得你的影片是靠挖掘人性中非常普遍的东西来取胜的，而且我感觉尽管你的电影都很成功，但里面并没有浮躁的东西，而这些浮躁恰恰在一些中国电影里很常见到。于是我想问问你，你在拍电影的时候最不能放弃的东西是什么？或者说你最想表达的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李：我想，不管怎么样变--一样东西久了，不换药，汤总要换一下，如果说有一些到现在还没有变，或者说将来可能也不会变的话，我想可能就是人际关系吧。人际关系中的宗旨对照。在人际关系的这个范畴里，所谓的宗旨是你需要自由，需要逃出来，这就是一个约束力，规矩，伦理。人不能孤独地活着，总要和别人有关系，这就是人际关系。小到家庭、夫妻、朋友、大到国家、战争，人跟人都有关系，这是我有兴趣的，可是人套在一个关系里，你又觉得不自由，像呼吸一样，吸一口呼一口，呼一口吸一口。到上部片子为止，都是这样的细节，社会发生了变化，人产生了不适应，他做出了反映，说明白了就是变化的时代里不变化的人的东西。大概就是这些，我一直感觉有兴趣，我想关心，就像一般人一样，对自己有关的事情，他会投入，也容易产生共鸣。所以我说.如果有什么还没有变的话，大概就是这些。其它的，我想花样尽量翻新了，不破不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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