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在美国，有很多中国人成功的例子，但像你这样在美国这种电影大国里占有一席之地的人，我认为仅有你一个──我指的是艺术电影。我想问问你，你是怎样跨越东西文化的障碍并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

李：这和个人机缘也有关系。我在美国读书，拍学生片时没有那么多中国人，就开始拍美国人的东西，所以并不生疏。我的机缘就是正好有这些朋友，帮我选材，帮我看着，离谱的地方就告诉我。美国片有它的吸引力，因为是电影大国嘛，做主流电影没有能超得过它的。所以有它的工业、发行，整个制作体系是很完整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东西只有在美国片里才能做的原因。这些，对拍电影的人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有时我要撇掉它来制作中文片，一方面是自己文化的根，一方面也很自由。

《星》：你和许多国际大牌明星都合作过，和这些大明星合作你觉得有什么经验？

李：你要利用和展示他们的魅力，不能光演戏，挖掘新鲜感是你主要的工作。明星本身有一种形象，你的电影就是要利用这种形象或者是反形象。

《星》：对您个人影响较大的中国电影人是谁？

李：中国导演里，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应该是李翰祥。因为以前看的电影很多是商业片，不会特别注意导演，他是我惟一很早就有印象的导演。他的片子不太一样，所以你会注意到导演。他表现出对文化的兴趣。后来还有胡金铨，香港电影对我的影响比较大。我看的香港电影比台湾电影还多。像胡金铨他们创造出来的影像，对我的影响，不止电影语言，包括表达情感的方式，对电影的理解。让我觉得中国片就是这样的，过去的中国是这样的。

台湾导演有一位叫李行，他比较像内地的谢晋，电影味道很像，影响也很像。台湾叫健康写实。他们的电影，对我们这些离开内地的台湾人有很大影响。台湾的文化也是继承了中原的，但有一个断层。当然，长大以后，我知道有些是真的，有些影像是创造出来的。他们身上还是有一种比较浪漫化的梦想。像李行拍的台湾的一些比较经典的电影，就是比较理想化的。后来我看到侯孝贤出来拍的片子，开始有现实主义，电影才跟生活现实发生比较大的关系。之前台湾的武侠片和琼瑶片，电影和生活的关系是不大的。后来到美国，可以看到一些内地的电影。比如《高山下的花环》，还有《林家铺子》，印象都比较深刻。

《星》：印象比较深的老片子，比较有触动的是哪几部？

李：港台的话有《侠女》，还有《梁祝》。当时比较小，没有什么控制力，看完就哭。当然《梁祝》比较煽情，它是从内地的黄梅调中改编出来的。《侠女》感觉比较有艺术气息。那时候台湾还不像*十年代那么商业化。那时候看还挺有意思的。

到美国以后，老片子像《十字街头》觉得很好看，第一次看老片，这么精彩的《十字街头》！接下来就是《马路天使》，是赵丹和周璇演的。“四季花开”那首歌使我蛮震惊的。它有意大利写实片的味道。

比我后来在港台看到的片子讲究，又有社会意识。80年以后，看了《神女》，《林家铺子》也看了，那时候第一次看，看得晚了一点，感觉上比较左派一点，比较收敛。后来看《小城之春》，虽然表演还是非常话剧式的，但那种战后心理的体察非常难得。我觉得他们当时受到好莱坞、意大利写实主义、德国表现派的影响都比较大，包括《夜半歌声》，基本上是学西方，然后从自己的文化里找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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