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说到《理智与情感》我同样很好奇，我想知道在二十世纪末，你为什么会对十八世纪初英国女作家奥斯丁的作品感兴趣？

李：理性与感性，你不管怎么编，不出这两个东西，我就是对这种最根本的东西很有兴趣。其实《理智与情感》是唯一一个不是由我发展出来的剧本，这是人家看了《喜宴》以后来找我的。应该说很有缘份，因为我看了剧本的名字，突然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噢，其实我头三部片子讲的都是理性和感性的冲突。所以我说很有缘份。而且艾玛--汤普森是个很好的演员，她写了剧本，她来演出，又不在好莱坞拍，在英国拍，人家又捧着钱来，不然我是不会接受的。其实原著里的东西我都滚瓜烂熟，就是用英文做一遍，可是以前我没有做过那么高水准的英文片，所以我拍这部片子是冒了一次险，对他们来说也是冒险。

《星》：拍这部片子时你从原著中吸取了什么又改动了什么？

李：剧本我接手时已经写了4年，不知有多少稿了，筹备拍摄已经有15年了。剧本艾玛--汤普森改编得还不错，我去改写就是做些电影化的处理，因为艾玛她是演员。其实小说最让我感动的地方，电影却不容易拍，这是很可惜的。就像妹妹，本来她是最感性的，为了家里她去嫁给那个老头，最理性的姐姐，却得到最浪漫的结局。原著里那几个男人都不是很成功，但你不能让观众看个很烦的电影，所以就做过调整。比如那个男人虽然有老态，但他有另外的诚恳的味道，让你感动。

《星》：就是妹妹的丈夫吧？

李：丈夫，也包括其他男人。做为电影的观赏性，你不能让妹妹真的嫁给一个老头，看到后来你还是要为她的结局高兴。这也是电影制作没有办法的事情。

《星》：《冰风暴》这个题材是你选择的吗？

李：我在做第三部片子以后就从外面找题材了，我的生活经验就那么一些，继续创作的话就需要反映别的题材，这是我的一个动力。这篇小说涉及到我许多东西。一部电影要两个钟头，不光是故事、人物，它还允许你做一些电影手法，而且这个题材不是线性的，故事的拼凑方式像立体派的画一样，这对我很有吸引力，我希望做这个尝试。同时它也是理性与感性，只不过你把它倒过来。

70年代那个时代很有吸引力，是美国由盛到衰关键的一年。经过60年代的热情以后，受到backlash(背后的一击)，“水门”事件，越战失败，高等艺术走向普通艺术，个人意识抬头，权威性解散。总统都可以撤谎，对美国这样天真的国家来说，是个一次性的破灭。从来都没有输过，第一次输掉，整个信心瓦解，这是美国梦的破灭。这之后，大家还不晓得该怎么办，只知道要新潮。父母在家庭里面不能多管，要表现得自由；他们也不晓得怎样应付和子女的关系，还有其他人际关系。这是个尴尬期，青黄不接。最尴尬的内容就是最好的戏剧内容。当然还有很多很多东西，讲不完的，都在那个年代的转变期，包括fashion，什么都流行。所以说对那个时代我很有兴趣，而且在电影里可以做冰风暴。最重要的，这是由我第一次主控的电影，而不是电影主控我。

《星》：你认为拍电影时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李：最大的乐趣是好玩，讲意义是附带的，如果严肃地讲些道理就写书好了。意义是我创作电影的原动力，没有意义会觉得底气不足，可是光有意义在后面，做做就不晓得在干嘛。所以我觉得有些人的电影意义过重，有种责任感。但这些如果太超越乐趣的话，我觉得也就没意思了。电话毕竟也是一种技术，这不能忽略，没有技术怎么叫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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