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麦当劳在中国的盛行”，更多是因为“麦当劳”所代表的全球实力最强的西方对东方的经济征服。

几年前，我随团到希腊访问，在连续几天面包、酱汤加烤肉后，我向领导小心翼翼地提出请求：“能否请假出去吃一次中餐？”领导非常为难道：“据我所知，整个雅典城就两到三家中餐馆，靠近市中心。价钱死贵且不说，从这里来回一趟外加用餐可能得两小时以上。”

我正垂头丧气走开，遇到一位同事，问怎么回事，我顺口就说“想提前回国了”，结果换得她一顿高声大气的挖苦：“想不到你真是爱国啊！才几天，好像阔别祖国几年似的。”我慌不择言地回敬说：“告诉你：我不是爱国，是爱我平素吃的农家小炒肉下米饭！我希望这里的中餐馆像北京的麦当劳一样多。”同事一阵爆笑。我这句话也很快成为“非名人的名言”在团里传开了。

想起这件事，是因为读到《吃遍世界看经济》这本书。作者榊原英资是一位因国际经济事务经常出国而几乎吃遍全世界的日本学者式官员。平常人至多可能会把“吃”作为一种文化，而榊原英资却能从“吃”中“读”出世界历史尤其是世界经济重心的变迁。我读后得到了许多意外的收获。

还是从我那句“非名人的名言”说起吧。我原以为中国饭菜是一种适合中国人的“地域性饭菜”。通过读这本书才知道，中国餐与法国餐和土耳其餐一起，是世界三大美食之一；而“中国餐”更是位列三大美食之首。究其原因，并非是因为中国本土“大厨”们一代代努力尝试做出美味的产物，而是因为至19世纪初期之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开放最包容的经济重心的一种结果。历史上的汉、唐、宋、元、明以及清早期，中国都是世界经济中心，加之中国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也因此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于是，南方的大米，北方的稗子、小米和大豆，西域的小麦以及制面技术、中南美洲的辣椒等等，都随着南来北往的商人与官员交汇于中国，这使得 “中国菜采纳了许多其他民族的饮食文化。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无论谁吃了中国菜都不会觉得不合口味。”更有趣的是，也因为中国是全球经济中心，要迎接来自于世界各国商人与官员，于是，中国在汉代就有了世界上最早的“外用餐文化”以及最早的“餐馆”。看来，不仅中国人爱中国饭菜，而且在世界史上，中国饭菜曾经是世界餐桌的中心！

麦当劳在中国的流行，有人认为是“快餐文化的入侵”，至多还认为这种“快餐文化”适应了当今社会的快节奏与高效率。也是通过榊原英资的论述，我才更深刻的体会到：文化这种“软实力”的“入侵”，必须倚重于“经济”这种“硬实力”。

作者在书中认为，西方快餐文化是美国“大规模标准化流水线”的“福特生产方式”产物，是一种“工业化饮食”。与中国传统式饮食相比较，“食品工业化”对人类健康、环境与社会都造成了系统性伤害。比如，“在有限的空间里饲养大量动物，如果不采取措施就有传染病蔓延。为了防止疫病蔓延而使用农药以及抗生素，这些物质被动物们摄取，然后又被食用这些动物的人们摄取，极大地损害了人类的健康。”再比如，对牛、羊、鸡、猪等动物的机械化集体屠杀，使得人们对生命越来越淡漠；而中国传统式饮食方式中，“虽然有时也会宰食它们，但是就像宰杀宠物那样，总有一种悲伤和虔诚的感情。”的确，至少我与作者有过同样的体验：小时候，我家养的大黑猪是我的亲密伙伴，宰杀它时我全家人都很悲伤！

然而，就是这样一种不健康的“快餐文化”，今天竟然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区高速扩散开来，其背后的深层动因就是因为今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强势！西方人为了扩展其贸易，甚至不惜使用坚船利炮，同时也把他们那种仅把“吃”当做一种生存与贸易手段而非“文化”的快餐推向了世界。所以，“麦当劳在中国的盛行”，更多是因为“麦当劳”所代表的全球实力最强的西方对东方的经济征服。

如果世界从此就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那种“难吃又不健康”的饮食一统天下，那不仅人们少了口福，而且甚至都没有未来。这种情景未免太悲观了吧？好在我们同样能从榊原英资书中看到乐观的未来。因为世界经济中心仍然处在动态变迁过程之中，“吃”的方式也随之始终在变化。比如，根据榊原英资的说法，日本在经济上的崛起，已经使得高傲的法国人都在其菜肴中增加了日本元素，美国街头的日本料理店也因此越来越多。也因此，我们相信，随着中国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中国餐将有可能重新返回世界餐桌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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