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上海世博会正在向我们传递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但是我想说的是，城市和美好生活之间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毕竟，对中国来说，那个牵涉到一半以上人口的农村问题是不可能视而不见的。”

“上海世博会选择‘城市’作为主题，在我看来，可以说是对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市化发展成就的一次集中呈现。但是，如果我们把‘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口号放在中国当下的国情中加以解读，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东西。”在接受记者专访时罗赤说。

城市本应该让生活更美好

“上海世博会正在向我们传递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但是我想说的是，城市和美好生活之间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毕竟，对中国来说，那个牵涉到一半以上人口的农村问题是不可能视而不见的。”罗赤告诉记者，和“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相比，“让家园生活更美好”的主题或许更适合于当下中国的语境。

“还有，不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交通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住房问题，种种问题可谓是层出不穷。在这个层面上讲，与其说‘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倒不如说‘城市本应该让生活更美好’更恰当。”

城市的规划可以更多元

“什么样的城市才能让生活更美好？”罗赤没有从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以澳门为例说，“城市并不是像有些人想的那样，越有钱就越美好”。

“回归后，澳门大力发展博彩业，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说法，按地区计算，澳门的人均GDP甚至超过了香港。但是由于博彩业一支独大，城市总体上是有钱了，但是一些传统的制造业等却衰落了，那些原来在制造业工作的人们丢掉了饭碗。对于他们来说，生活不是更美好了，反而是更糟糕了。‘城市越有钱越美好’是一个误区。”

“我前不久做过一个关于澳门历史文化城区旅游规划的项目。做的过程中，我就感到 ‘城中人’生活的美好与否并不在于城市是新还是旧，不见得就得把城市里原有的一切推倒了重来，而是要看城市的空间及其文化脉络是否是延续的，是否能把日常生活有机地组织在城市空间里。我们这次在澳门的规划所做的，就是把澳门打造成一座历史文化之城，让它除了博彩业，除了大三巴牌坊，除了妈祖庙之外，希望能把澳门的社区活化，把社区内几近消失的传统行业作为一种旅游资源重新讲述，让那些失去工作的制造业者，在旅游活动的展开中也有事情可做。这里我想说的是，对于中国的城市而言，‘捣毁旧的，建立新的’并不是一个高明的选择，城市的发展与规划其实是可以更多元的。”

建立“新型城乡关系”

在谈到如何看待中国城市化进程时，罗赤强调，“从未来看，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是中国仍然要走下去的路”。

“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国情，人口密度高、城市化速度快等等，由此使得中国城市化的经验与有别于其他国家。如果把‘城市化’放在‘农村人’转向‘城市人’过程的角度来看，可以将中国城市化分为三种：一是‘就地城市化’，即处在城市边缘的农民在其住地完成本地城市化的过程，这种情况多见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北京等地区；二是‘远距离的异地城市化’，也即农民工受到‘工资差’、‘发展机会’等‘诱惑’，从内地农村向沿海城市迁徙的过程，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城市化形式，因为很多农民工是‘吃青春饭’的，到一定岁数之后，他们很难继续在城市发展，更不要说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口，这种城市化只是一个数字的概念；三是‘近地城镇化’，‘近地城镇化’指的是城镇周边的农村地区的人口不断被同化纳入城镇的过程。这三种模式里，‘就地城市化’和‘近地城镇化’更近‘人情’，从建设‘美好家园’的角度来看，这两种城市化的方式更值得倡导。”

回顾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罗赤认为，“改革开放30年工业化、城市化之路，某种意义上也是资本与地方政府相互作用的产物。具体来说，由地方政府主导招商引资，然后再利用资本完成工业园区、工业基地的建立，乃至制造业之后的房地产业，都是利用土地资源和来自农村的劳动力等进行生产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人却处于一种‘工具化’的位置。而在中国的城乡关系中，城市化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掠夺农村’为基础的。这些都是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我们现在开始强调城乡统筹、城市反哺农村，但所采取的手段有时还是在走单一‘资本导向’的路。我们给农村投钱，迁村并点，实现农业产业化，让农民住上楼房，成为城市居民，认为这样就解决农村问题了，其实很多地方在执行中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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