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易/文 靖艾屏/图

1945年4月，一支由杨家骆、顾颉刚、马衡率领的14人探险队从重庆出发，在当时的四川大足县大佛湾发现大量佛像，对外宣布：“大足石刻湮没千载，此次考察团的成就，实与发现敦煌相伯仲”“考论其价值，以为可继云冈、龙门鼎足而三”。1999年12月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大足石刻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人惊奇发现，原来石窟艺术并未在唐代衰落，南宋还出现了大足这样的艺术殿堂。

佛教从印度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一路上留下了诸多精美绝伦的石窟造像，从新疆克孜尔石窟，到敦煌莫高窟、天梯山石窟、榆林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安史之乱中，中原大型石窟相继衰落，盛唐以后，中原再无大规模石窟造像。

接过中国石窟艺术接力棒的，则是四川。这其中，成都佛教造像年代最早，大多是南朝作品，而中国的南朝造像在成都以外还少有发现。清代末年，成都万佛寺曾出土了大量南朝造像，近年来西安路、商业街也屡有出土。

安史之乱后，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石窟艺术循着金牛道进入四川，在涪江、嘉陵江、沱江、岷江流域的岩壁上，星星点点出现了诸多石窟。四川几乎每个县城都有石窟分布，而又以唐代存世最多，以一种充满生命力的状态发散。中国宋代石窟存世最少，以致清代学者提出“唐盛宋衰”之说，认为宋代石窟早已衰落，不值一提。大足、安岳石窟的相继发现修正了这种观点，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作。

如果说北方、中原的石窟写下了中国上半部石窟史，四川，显然就是下半阕。

1继云冈、龙门鼎足而三

1945年4月27日，一支由史学大师杨家骆、顾颉刚、马衡率领的14人探险队从陪都重庆出发，远赴大足县，目的地是一个叫大佛湾的地方。据当地人介绍，大佛湾深山中有个大洞，洞中全是大大小小的菩萨。早在1940年，内迁李庄的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刘敦桢、陈明达等学者考察四川古建筑，顺嘉陵江南下，由潼南步行来大足，当时就查看了报恩寺、宝顶寺摩崖等造像，只是并未引起太多关注。

这一次，考察队由水路至北泉、合川，经铜梁入大足，几天后进入大佛湾，顺着一条青苔丛生的台阶攀上谷顶，眼前是一个杂草密布、枯藤丛生的洞窟，幽静、阴森，只听得水滴在岩石上的回音。队员打开手电筒，光束照在一个菩萨的脸庞上，她面容清秀，平和慈祥，双目微闭似在沉思，只有花冠上的蜘蛛网与衣饰上厚厚的尘土，暗示着这里是一个尘封已久的佛国。

七天的考察中，队员统计北山佛湾为255窟，佛像3664尊；宝顶区分为“二大区七十五段，明确可数之佛像约1551躯”，而这一次的统计，事实上才是整个大足石刻的五分之一。此外，考察队还拓制碑文100余通，绘图200余幅，编制北山佛湾、宝顶大佛湾石刻目录，甚至还拍摄了一部电影。效率之高，可见一斑。这也是近代历史上对于四川石窟的第一次系统考察。

5月5日，考察队返回重庆，对外宣布：“大足石刻湮没千载，此次考察团的成就，实与发现敦煌相伯仲。”“考论其价值，以为可继云冈、龙门鼎足而三”。虽然时值抗战，这个消息依旧在中国产生了不小的轰动，当时国人熟知的石窟，多是北方的敦煌、龙门、麦积山、须弥山，谁也没有想到，会在西南腹地隐藏着另一个“敦煌”。

数十年后，当我在一个清晨步入大足石刻时，这里游人如织，成为堪与云冈、龙门媲美的旅游胜地。大足石刻现存佛像5万尊，包括北山、宝顶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妙高山、舒成岩、尖子山等石窟群，又以北山、宝顶山规模最大。云冈、龙门石窟数量虽多，却看不到几尊完整的佛像，虽然震撼，总给人一种残破的感觉；而大足石刻由于地处深山，躲避了王朝的更迭与无尽的战火，直到1945年才重新为世人所知。

云冈石窟始建于公元460年，由高僧昙曜奉旨开凿；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北魏、唐朝大规模营造140余年，它们都是中国早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作。大足石刻年代从晚唐、五代延续至两宋，明代尚有零星造像，明显晚于云冈，大足也由此成为中国晚期石窟的代表作。

1999年12月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大足石刻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他们的评价是：大足地区的险峻山崖上保存着绝无仅有的系列石刻，时间跨度从公元9世纪到13世纪。这些石刻以其艺术品质极高、题材丰富多变而闻名遐迩，从世俗到宗教，鲜明地反映了中国这一时期的日常社会生活，并充分证明了这一时期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和谐相处局面。

2中国五代石窟的中心

就全国范围而言，石窟进入四川年代颇晚，北魏、北周年间才受中原影响在广元千佛崖有零星开窟。时至晚唐，四川石窟才如雨后春笋一般兴起，在嘉陵江、岷江、涪江、沱江、青衣江流域遍地开花。大足石刻也不例外，一个叫韦君靖的晚唐军阀，成为始作俑者。

韦君靖本是唐朝的一个地方小官，公元880年，黄巢义军攻占长安，韦君靖乘乱而起，招兵买马，攻占大足，在北山创建永昌寨，招安流民，据寨自保，并由此受唐朝嘉奖，官拜昌州刺史并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挥静南军使。公元892年的一天，韦君靖从北方逃亡的难民中招募了几个石匠，在北山这样一个“筑城墙二千余间，建敌楼一百余所”的军事堡垒，开凿毗沙门天王与千手观音佛像。

佛湾长达数里，状若一弯新月，岩壁上石窟密如蜂巢，层层罗列，直达山巅。毗沙门天王高1.88米，宽0.66米，是北山第一尊大型造像。五代年间，韦君靖部将又出资为他开凿雕像，像高2.16米，肩宽0.77米，头戴软脚幞头，身着官袍，足登朝靴，一副唐朝官吏装扮，与众佛像一起，享受着人间香火。此外，北山千佛壁、释迦牟尼佛、地藏、十六罗汉等石窟也开凿于五代年代。

自公元907年朱温灭唐建立后梁以来，中原石窟造像进一步衰落，迄今中国的五代石窟，大多集中在四川、江苏、浙江，而又以四川安岳、大足存世最多。安岳五代石窟，以船形村、圆觉洞、千佛寨为代表，资金来源以民间集“社”为主，百姓资金有限，因此龛窟较小。佛湾近一半石窟开凿于五代，不但数目众多，尚有不少大型龛窟，这里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国五代石窟的中心。

为何在大足出现如此众多的石窟，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学者张划提出大足石刻得以兴起的四大条件：其一，五代乱世，北方生产凋零，人口大量南移，而大足偏安一隅，少有战乱；其二，历史上的大足为昌州治地前后四百年，是川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古时的石窟中心大多也是政治中心；其三，大足位于四川盆地东南，县内绝大部分为丘陵地带，利于石窟造像；其四，历史上的大足少有自然灾难，就宋代而言，四川颇为严重的旱、水、风、饥荒共有四十四起，仅有三起波及大足。唐乾元元年（758年）建县时，即取“丰足”之意而曰“大足”，这里水土丰茂，气候适宜，场镇经济极为发达，百姓有财力进行造像。

3中国石窟

最后一处丰硕之果

五代之后，与大足毗邻的安岳，出现了茗山寺、华严洞、毗卢洞、孔雀洞诸多精品，大足断断续续时有石刻造像，直至南宋，一个叫赵智凤的僧侣，成为大足石刻晚期造像的关键人物。赵智凤五岁入宝顶山圣寿寺落发为僧，十六岁西往蜀都云游，在汉州弥牟“圣寿本尊院”研习密教，尊柳本尊为师，自号“赵本尊”。

二十岁时，赵智凤返回宝顶山开坛讲法，同时招募工匠开凿石窟。淳熙六年（1179年）至淳祐九年（1249年）七十年中，各地能工巧匠云集大足，宝顶山上的凿石声就未停止过，据说当时声势之大，连朝野都为之震动。民间更有“上朝峨眉，下朝宝顶”之说，足见其影响之广。

宝顶山是一个深幽的“U”形山谷，谷口朝西，形如一盆，长达五百余米的崖壁上布满石窟，高与山齐。从南崖中部进入大佛湾，造像依次为下山虎、护法神、六道轮回图、广大宝楼阁、华严三圣龛、舍利宝塔、妙智宝塔、千手观音、化城品图、释迦涅槃图、释迦降生图、九龙浴太子、孔雀明王经变、父母恩重经变、风云雷雨电神图、牧牛图、圆觉洞等等。中国许多地方的石窟造像，往往由官吏、商贾、信徒捐资开凿，随意性颇强，题材也难免重复；相反，宝顶山造像经过赵智凤精心筹划，延续七十载，一气呵成，上万尊造像少见雷同之作，堪称中国石窟艺术的集大成者。

漫步宝顶山，恍若步入佛国。释迦牟尼涅槃图长达31米，佛祖表情安详，侧身而卧，腿以下隐入南岩，右肩以下又陷入地表，只露出半身，大有意犹未尽之感，故民间有“宝顶卧佛，身在大足，脚踏泸州，手摸巴县”的民谣。

千手观音造像面积达88平方米，千手在身后向四周伸展，宛若孔雀开屏。她究竟有多少只手，每个来到大足石刻的人都有不同答案，清代有个和尚利用贴金箔的机会，贴一张金箔数一支签，才数出观音有手1007只。大足石刻博物馆学者郭相颖认为：“宝顶山以大佛湾为中心，在纵横五里十三处造像万余尊，是我国现存唯一的规模宏大、内容完备而有特色的密宗道场。”

清代史学家论及中国石窟艺术，总离不开“唐盛宋衰”之说，认为宋代石窟早已衰落，不值一提。宝顶山石窟大多开凿于南宋年间，后人发现，原来中国石窟艺术并未在唐代衰落，南宋还出现了大足这样的艺术殿堂。诚如大足石刻博物馆副馆长陈明光所言：“在宋时崛起的大足石刻，从时代来衡量，也就是中国石窟史上最后一处丰硕之果了。”“填补了中国石窟史上从晚唐至宋末的历史空白，把我国石窟艺术史和佛教史往后延续了四百年左右，在文化、艺术和宗教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4岩壁上的南宋风俗画

宝顶山北岩第15窟“父母恩重经变像”，长15米，高7米，有造像十一组：投佛祈求嗣息图、怀胎守护恩、临产受苦恩、生子忘忧恩、咽苦吐甘恩、推干就湿恩、哺乳养育恩、洗濯不净恩、远行忆念恩、究竟怜悯恩。一对年轻夫妇，向佛祖祈求子嗣；十月怀胎，妻子茶饭不思，眉头紧锁，临近分娩，痛不堪言；幼儿降临，小两口眉开眼笑，情意绵绵；儿子离家远行，离别之际，白发苍苍的老母依依不舍，送了一程又一程。十一组造像连环画一般表现了父母含辛茹苦养育子女成人的过程，即便今天看来，依旧令人叹息动容。

第17窟“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相”，则将佛祖释迦牟尼塑造成一个为父亲问病、抬棺的孝子。奇怪的是，佛经典籍浩如烟海，却找不到“孝道”两字，所谓“孝道”，其实是中国儒家的一贯主张，为何儒家学说出现在了佛教造像之中呢？

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为了争取信徒，赢得生存空间，一直与本土的道家、儒家有着激烈论战，三教的每一次论战，都引起社会的剧烈动荡。唐代初年，唐高祖李渊对三教进行调停，史称“三教论衡”。佛教为了在中国扎根，便承认儒家的忠孝思想，并在石窟造像中融入儒家忠孝观念。

同样，就在宝顶山、北山大规模造像之时，道教徒也没闲着，雇来石匠，在大足南山开凿道教石窟，与北山遥相呼应；而在大足石篆山，有三窟相邻的造像，分别供奉着儒家、佛家和道家的最高神灵；而在妙高山，释迦牟尼，李老君和孔夫子干脆亲密无间地住到了同一个石窟里。学者黎方银提出，与中国北方佛教造像不同，大足石刻是宋代“三教合一”的历史见证，为研究“三教合一”提供了生动的形象史料。

在大足，石窟早已不是北方常见的伟岸肃穆、带有异域形象的造像，诸如养鸡、牧牛、习武、划船、牵马等题材也在岩壁上占据着一席之地。养鸡女脸庞圆润，嘴唇轻抿，嘴角微翘，俯身轻提鸡笼，笼前两鸡争食蚯蚓，笼下群鸡争相出笼，再现了农家清晨放鸡情景；牧牛图则如一幅宋代山水画，山径林泉中，牧童牧牛，怡然自得。宋代市民经济大有发展，商业资本与货币资本萌芽，市民阶层颇为活跃，受此影响，石窟艺术也渗透着市民意识，充满着人间情趣，如同一幅幅宋代民间风俗画，逼真传神地再现了宋人的生活。

宝顶山西面崖壁上，有几龛奇怪的石窟，佛像只是打了个粗坯子，并未完工。有学者认为，1236年，蒙古攻宋，从此拉开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鏖战，宝顶山这几龛未完成的石窟，应当与蒙古入侵有关，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城池沦陷，工匠随着流民四散逃亡。大足石刻也在战火中渐渐为人遗忘，菩萨秀美的面庞逐渐风化得斑驳，盛极一时的西南佛国为枯藤、杂草、青苔掩盖，一沉睡就是七个多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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