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 潇

实验电影《翻山》无疑正制造着新的观影人。北京当代MOMA百老汇电影中心自5月起启动了一个长达一年的《翻山》放映计划。导演杨蕊说，每场放映之后观众的自由表达以及我们随影后的像记录将成为影片的一部分。

杨蕊提供给了我们什么？一个暗地里明亮的一处空间，可在其中生息或者停止。从没有在观影时有这种感觉，分明觉得——我在。此前，几乎所有的观影感受都是忘我地投入影像里的人和事，好像你就是他们，好像你正过着在另外的地方的另外的生活。而《翻山》让我的身体和心灵都与影像对面摆置，彼此相安，彼此开放。因此，影片《翻山》就显得非常独特。有观众甚至愤怒地认为它什么都不是，它只是在“假装”。的确，《翻山》的装扮是过于不同了，它几乎越过了此前任何中国电影提供的边界——难以辨识的故事，难以把握的情节走向，难以追索的影像语义，难以理解的字幕稀缺的佤语……这一切使养成惯常观影习惯的观影人感到不适。

影片到处都是空隙，到处都是缺口，它让你可以清晰地携带着自己的身心，以及你的此时此地，在所有影像的隙缝之间或休或止。它画面的内部，有足够的空缺让你可以听见内心的声音——“我在这儿”。这里有一种隐秘的意志，世界在它的表面，并不互相理解，却也并不慌张，只是互相注视。

杨蕊在影片一个段落里醒目地提醒观看者——粗暴的观看，自以为是的揭示，以及以己度人的意义确立都是对他人的剥夺与侵害。那个前后黑屏，像是无意插入的段落，据导演说是一场刻意的安排，颐指气使地介入与记录在杨蕊自嘲式的展示里成了对电影这种意义表达形式的诘问。而这种诘问不只适用于电影。

许多影像至今挥之不去：开篇细致、有力的字句写在黑色的幕布上：“山中的毒气容易感染，但其实是从我里面散发出来的。”之后丛林的光线以及各种自然中的声音展开明亮的影像；一个男孩在纯蓝、清湛的天际与青白瓦顶的屋脊上坐着，画外是空白深长的佤语的歌谣，字幕上写着“一五二五，有风有土，一六二六，淹淹大谷，一七二七，豆子小米，一八二八，子兰开花”；一群中年人在石桌圆凳周围唱着佤歌，拨弦而舞；唱着唱着忘词了的祝酒歌；一群年轻人围坐在一个小屋里谈着我听不懂的话，他们有时在笑，有时安静，有时拧亮悬在桌子上方的灯泡；谜底为“长睫毛”的手势；围坐着玩扑克游戏时清晰的表情；老婆婆讲着讲着翘起了脚丫，脚丫露在画面边际的上方，没有穿鞋；一群人围着一头猪给猪念经，字幕写有“骟猪匠”……影片结尾是群山之间，猪在拱地，人在猪和家畜边上匍匐，所有的事物都贴着大地。生命的不可知解如若是生命的本然，愿你我保持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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