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胜衣

若要个人评选今年看过的电影，彭浩翔的《志明与春娇》至少该是年度最佳港产片。

说起来这只是一部小品式影片：小小的香港，小小的群体（在禁烟时期被赶到街头巷尾满足几分钟烟瘾的青年男女），小小的感情故事，小小的波澜……小情小调，小打小闹，如片中杨千嬅的港女口吻：“轻轻OK啦。”但小题材能拍出深度也是大手笔，这小小格局中，展现了鲜活的人情，微妙的心态，十分动人。至于原汁原味的粤语市井口风，和对烟民男女这一群体的正面反映，也让人惊喜。

说起来，我在香港也特别喜欢一个场景：华灯初上，下班的办公室女郎，站在街边抽烟聊天，时尚的打扮，曼妙的姿势，宛然是一道风景。这是禁烟的好处，把这些白领丽人赶到街头才能吸烟，从而让我等路人可以养眼。

作为人类如今唯一的气体食粮，香烟正重复鸦片的演化历程：一开始是新奇的药物，然后是上流精英的文化礼仪，接着在商业利益推动下变成整个社会的流行风尚，到渐渐被科学证实其危害人人喊打，最后完全灭绝。如今，香烟也到了倒数第二个阶段，离烟消云散不远了。影片中的一幕很有情味：杨千嬅等人在卡拉OK喧闹着唱一首久违的老歌，让余文乐（还有作为观众的我）不由得在角落里若有所思地轻轻跟着哼起，那首甄妮的《最后的玫瑰》。而香烟，也是最后的玫瑰了，灭绝可期。

这种饮食习惯、文化风尚的演变是让人纠结的。近年有两本不错的烟书，美国理查德·克莱恩的《香烟:一个人类痼习的文化研究》，英国桑德尔·吉尔曼等人的《吸烟史———对吸烟的文化解读》，都从人文学术的角度作出专业性探讨，重点都在于“文化解读”。可是，用文化就能解香烟之毒吗？沐斋写草木虫鱼的《温文尔雅》一书，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认为烟在明代传入中国是生不逢时，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当时已发生永久性转变，生命力消退，大环境压抑，明人缺乏宋人那种闲情逸致高雅风尚；倘能提早到两宋时引入，则以宋代的文人风流，通过诗词文赋的描写，烟必能大大提升形象。———这也只能是安慰性的假设。

事实上，香烟天然就有着矛盾性，比如虚与实。去年先锋女作家海南出版了《香烟传》，是我心目中理想的香烟之书：既有烟草种植和烟草工业等科学性纪实，也有对香烟的需要与抵制等社会性思辨，还有诗意的描写乃至颂歌：“香烟从工厂出发，犹如一群白鹭拂过水面。”“白昼晃动着一支香烟如白驹逃逸之美。”“香烟就是一种拿起来又放下去的故事”……这种纪实与诗意的结合，一如香烟本身：烟草和烟卷是实实在在、可以贴身把握之物，烟雾却是虚无缥缈的———就以此矛盾统一，去诠释人世的色空，去探听生命的虚实。

在矛盾纠结中，香烟无可挽回地式微。《吸烟史》封底有一段话：“尽管反吸烟主义盛行，但作为一种文化标签，一种表达浪漫和反叛、内省和欢乐的重要手段，吸烟不会从我们身边消失。”然而事实却是，另一本《香烟:一个人类痼习的文化研究》的作者和中文译校者，都在赞美香烟之后成功戒烟了。《志明与春娇》的男女主人公亦然，在收获爱情后抛弃了他们的媒人———香烟。

用香烟来谈情，正暗合烟草传入初期的一个别名：相思草。清人陆燿《烟谱》引用过这一名目。该书关于烟之宜忌，有些好玩的说法，如云：“待好友不至宜吃。”可见烟从一开始就被作为等待、相思的消遣。那么好友、尤其是特殊的好友来了之后呢？“与美人昵枕忌吃。”有伴无须烟作伴，香烟也就完成了使命。所以，《志明与春娇》的最后戒烟结局既是屈从于“政治正确”、宏扬主流价值观，更是一种必然。

陆燿的《烟草歌》有云：“风中有时薄作花，浅白轻红媚清晓。”据说烟草的花叶其实很漂亮，特别是一种用作观赏的花烟草，夏季开多彩芳香的花，有热带情调。（见胡运骅主编《花木谈丛》）———如果在我有生之年香烟已被彻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则作为植物爱好者的我还有退路，就是弄一棵来种种，看花思味吧。

沈胜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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