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飞云临摹的戈雅作品

董希文写生作品《日喀则人民市场》

徐悲鸿写生作品《少女像》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主办的两个大型油画展“回到写生”和“面对原典”目前分别在中国美术馆和中国油画院美术馆展出。徐悲鸿、吴作人、董希文、潘玉良、罗工柳、詹建俊、靳尚谊等上世纪留欧、留苏画家以及艾轩、刘小东、陈文骥等当代中青年画家共百余人的“作业稿”——写生和临摹作品，首次集中与公众见面。

本次展览第一次以三代油画家今昔对比的形式，集中梳理了80年来中国油画家的写生史和临摹史，试图从油画创作的这两个基本点“寻源问道”，同时审视写生与临摹本身的美学问题。展览开幕前日，参与展览策划的陈丹青接受了媒体记者采访，就两个展览谈了自己对油画创作中“写生”和“临摹”的看法。

缺乏写生实践 使中国写实绘画了无生气

“回到写生”展览将目光锁定到传统写实绘画群体，展览作品选取标准不涉及任何观念，“临场的写生”是判断参展作品的基点。陈丹青表示，这样做不是为了推出某种风格、某个群体或者某个画家，而是希望人们从三代油画家写生实践的变化中去反思中国写实油画的现状。

从民国时期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油画家都把写生看得十分重要，在特殊时期，写生甚至是给予画家自由与自尊的难得途径。如今写生实践式微，在陈丹青看来，除了现代摄影技术可以为画家提供便利之外，封闭的教条被打破、西方艺术观念的涌入等都是重要原因。但是，回到中国写实绘画的范畴内讨论问题，诸多悖论现象又很值得反思。

陈丹青说，很多中国油画家推崇西方大师写实作品的现代性，但却不曾意识到人家对写生实践的坚守，自己的“写实”很少源自写生。另一个错位的现象是，中国写实画家占职业画家半数以上，而在院校系统中接受写生考试和课程训练的学生则更是数量庞大，但是写实画家多不写生，学生一旦离开院校就快速进入谋生体系，寻求风格化与图像化的捷径。

职业画家都很清楚，缺乏写生实践是当前中国写实绘画图式穷竭、了无生气的深层原因。但是回到写生，又不得不面对写生之难、写生之繁。陈丹青说，一幅印象派风景临场写生的难度远胜于移挪照片的宏幅巨制。在可以用照片避难就易，可以用新材料、新观念作为权宜之计的时候，甘于默默进行写生看起来是脱离时代的愚蠢选择。

在陈丹青看来，写生的实践是画家与自然、社会和生命密切接触，需要情感投入的一个过程和一种氛围。而如果把问题放在世界油画发展的视角来看，相较于西方油画大师，即便中国第一代油画家的写生作品也仍有不足。在当今画家绘画图式令人厌倦、自感后劲匮乏的时候，相对于空谈“中国油画”，回到写生是重返绘画本体的一条路径。

忽视临摹 就不能真正体悟经典

和写生面对当下现实生活不同，临摹要面对的是历史和经典，西方一些油画大师成名之后甚至直至晚年都还要临摹前辈经典。陈丹青说，很难想象上世纪30年代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吴作人这些当时的年轻人经由怎样的申请、如何进入西方美术殿堂、又是怀着怎样的激情临摹那些传世经典的。他回忆说，至少自己31年前在中央美院美术馆仓库第一次亲眼看到罗工柳、林岗、李天祥等留苏学生的临摹作品时感到十分羡慕。

临摹看似不如创作富于个性价值，但只有一笔一笔动手解读那些原作的时候才会发现临摹有多难，才会对经典的艺术创作有更多体悟。在陈丹青看来，和写生实践匮乏相比，中国油画的另一个问题是对“临摹”的关注和研究不足。临摹不仅是一个绘画学习与训练的过程，它本身还具有十分丰富的历史意味。陈丹青说，据他所知，本次“面对原典”展览中的许多留洋画家的临摹作品过去50年长期存放在各地美术机构的仓库中，大多青年学生和研究者从未看过，甚至不知道这些作品。

陈丹青认为，从某种角度说，中国的美术史不啻是一部临摹史，代代在临摹、传承前辈的基础上生发、延展，书法艺术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具体于中国油画而言，临摹的性质是什么？不同时代的中国油画家临摹的动机是什么？临摹对于自身油画创作的影响又是什么？如同西方文学翻译史值得研究一样，油画临摹的这些问题仍待厘清。

陈丹青说，从一个画家的角度来说，如何看待写生和临摹是非常个体的事情。但是集中呈现三代中国油画人的写生与临摹作品，目的在于为中国油画家提供一个整体反观自我的镜鉴。展览不是要将什么观念强加于人，只是面对那些人们懒于提及或者难以言说的基本问题，希望找回一种清理与反思的诚意。

本报记者 朱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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