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鹏举

艺术集聚区，犹如一点浓墨，滴落之处，在长期缺少文化色彩的地域濡染出一片艺术景致，使一个平常的地方有了文化的景深，从而影响着一个城市、一个区域的人们对发展的认识、对文化的理解、对艺术的热爱。

艺术集聚区是指文化艺术的相关从业者以及相关行业机构，在某个特定的区域，自发或组织形成规模性丛集，并被认为或认定为具有专业化的地理识别度的地域空间。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国际性的文化交流和艺术市场，使得分散的、自由独立的艺术从业者可以地方化地凝聚在一起，抱团图存，形成影响，营造市场。

艺术集聚区是世界性的景观。当资本主义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曾经辉煌的工业中心经历着转型期的低潮，大片的工业区渐趋空寂，而工业衰落的地方，却成为艺术生长的角落。纽约、伦敦、巴黎等一些进入后工业化的国际都市中，往往在曾经的工业遗迹中寄生着一片片的以绘画、表演、音乐等为特色的艺术集聚区，它们不仅是这些大都市的艺术名片和文化地标，成为后现代社会的标志性景观，也成为新兴的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载体。

流浪的艺术家群，往往既是大都市的对立面，也是大都市的多样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表征和衍生物。艺术的标新立异成为艺术存在的资本，这种文化资本通过“关注度”，被注意力经济兑换为经济资本。自由、开放、包容的国际城市氛围吸引了全世界艺术家的汇聚，艺术家的汇聚进一步强化惬意的文化环境以及浓郁的创意氛围。艺术集聚所带来的创意能量，一方面可以内化为经济创新的引擎，同时也成为吸引资本流入的核心魅力。

我国的艺术集聚区：从艺术到商业的进化标本

艺术集聚区在中国的涌现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征。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国际的艺术观念进入中国，中国的艺术也逐渐被国际艺术界所关注，国际艺术市场的触角伸入中国。

早期在国内自发形成的艺术集聚区注定是国际性的，因为国内艺术市场几乎没有，无论是艺术价值还是市场价值都仰仗国际艺术市场的青睐与支撑。像深圳大芬油画村那样的艺术品复制业几乎全部是依赖国际市场。原创艺术型的集聚区也是如此。比如北京曾经的海淀艺术家村，现在的798艺术区、通州宋庄艺术区、昌平兴寿上苑画家村等，是由一些身份自由的艺术家自发积聚形成的。这些艺术家往往游离于国内的艺术体制，主要依靠国际艺术市场生存。

当前大多数艺术集聚区主要是被作为一种区域性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得到资本的支持和政府的推崇。随着我国文化经济的蓬勃发展，由企业组织、政府推动而形成的艺术集聚区大量涌现。这些集聚区是严格遵照商业模式运营的，而且为了获得政府资金支持或财税优惠，积极主动纳入政府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管理体制中。

艺术集聚区体现文化生态价值

在最近十年的时间里，艺术集聚区在中国的大量出现，文化的产业化与产业的文化化交织在一起，使中国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裂变反应。经济的力量使体制外的艺术生产方式成为可能，解放了计划经济时代一元的文化身份，释放出多样的艺术活力，开辟了相对独立自主的艺术空间。艺术集聚区对于中国的意义，其经济效应其实是一个表层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是它所体现的文化生态价值。观照中国的艺术集聚区，从中我们可以洞悉我国文化体制转型的进程，解读当代中国艺术生产者生存方式的重大变革，可以昭示中国文化空间的重构。

文化体制改革和曾经的经济体制改革有相似的地方，那就是把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部分国有单位市场化，最直接的变化就是从业者身份的改变，由公家人变为社会人。

值得注意的是，市场或者准确地说是货币，让具有艺术创造活力的艺术家们获得相对的自由独立。诚如西美尔在《货币哲学》中的论述所给我们的启发，市场使艺术家摆脱被固定的等级模式所束缚的局面，获得个体性的自由。

在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文化体制本身不会轻易放开它的文化职能。同时，艺术家一方面可以逐步依赖市场生存，另一方面还需要体制的庇护与滋养。艺术集聚区成为许多艺术家获得市场利益的平台，他们通过集聚区的工作室、画廊或经纪公司来盈利。

文化体制转型与中国文化空间的重构

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中，中国艺术生产是被严格限定在体制内的，艺术院校、艺术馆等国有文化事业单位成为进行艺术创作的渠道。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使得原本很难进入或不愿意进入文化事业单位的艺术院校毕业生或艺术爱好者有可能自食其力，靠卖艺为生；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大量已经身处文化事业单位的艺术工作者们也有了更多选择。原本单一的、法定的艺术生产空间被打破了，在艺术院校等文化事业单位之外，扎根于社会的艺术集聚区成为新的多元化的艺术空间。艺术市场的发展为艺术家脱离“单位”独立生存提供了条件，但为了寻求交流与合作共享，艺术家们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根据志趣、风格或市场而重新集聚。在市场力量和行政规制无所不在的社会里，自发、自然的集聚总是会或快或慢地进入商业的或政府的运营与管理机制中。

作为一个文化地理现象，艺术集聚区也已经植入并改造着城市空间，在文化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的双重作用下，随着艺术集聚区的流动，还在不断重绘城市的文化地图。艺术集聚区令城市的工业废墟重新恢复生机，成为后现代的城市文化地标。艺术产业带来区域的商业繁荣，商业繁荣把艺术生产者排挤出他们创造的繁荣，艺术家们重新寻找合适的空间，开拓新的艺术集聚区，新的艺术集聚区可能还会重新上演“以艺术始，以商业终”的文化地理板块漂移。凯夫斯的《创意产业经济学：艺术的商业之道》认为：“现代艺术品市场的空间发布必然具有一种自我毁灭的特性。这种自我毁灭的过程在纽约已反复重复多次了。”

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开始寻求新的栖身地，许多闲置的工厂被改造成了艺术集聚区，比如北京的798艺术区。更为广阔、安宁的乡野山村对于艺术家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北京周边的一些乡村成为越来越有活力的艺术集聚区，这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通州区的宋庄艺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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