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迎宪

曹禺的戏剧批评，虽然散见在他的各类文章，特别是他自己的剧作的序或者跋中，但因为有厚实的创作积淀，所以，更显得朴实贴切，更具有真知灼见。首先，体现为他对艺术规律的强调和遵循。在他，艺术创作是心灵自由腾飞、想象力展翅翱翔的结晶。

请听：“艺术不能说假话，就如同科学不能说假话是一样的。艺术是发自心灵的声音，我们可以不赞同，可以非议，但是不能装腔作势，更不能口是心非。任何真正激动人心的艺术，必然有一个‘诚于中，形于外’的道理。”

在曹禺，这是他的切身体会的创作写照。他的创作动因，无论《雷雨》、《日出》或是《北京人》、《家》，都是因为有一种情感，逼得他不得不写，必须一吐为快。

有人说曹禺是为戏而生的人。对于曹禺来说，创作是他的生命所在，是他的生命呈现。即使在晚年，曹禺“依然想写”， 他说，“善良的正直的勇敢的人，使我喜欢，我想写。卑鄙的凶恶的猥琐的人，我深恶痛绝，我要写。我唯愿我的笔能这样地写下去。”

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强烈的情感奔涌，因而在他，能够进入创作状态是一种怎样的幸福啊！ “创造文学的道路是那么宽广，创造人物是那么有趣，那么动人，只要我们肯下苦功夫，那真是乐在其中啊！”

但是，对于曹禺，创作又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宣泄，而是有着极为崇高严肃神圣的意义。他始终坚持一个艺术家的价值追求和社会责任。他认为，作为艺术创造者，“我们的精神劳动的成果大部分要以商品的形式在社会上流通，但这绝不意味着要我们把艺术变成单纯的商品，绝不意味着‘无利不起早’。”曹禺强调，舞台应是给人们以美的享受和美的教育的神圣的地方。观众应爱护、尊重舞台艺术家的劳动。剧场应有宁静、安详的艺术气氛。舞台上的艺术家们应该有高尚的道德和情操。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他要求：“一个剧作家应该是一个思想家才好，一个写作的人，对人，对人类，对社会，对世界，对种种大问题，要有一个看法。作为一个大的作家，要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他说，“我们剧作家还面临着一个‘学者化’的问题，要创作出一部思想深刻艺术精美的剧本，剧作家要有多方面的修养，既要具备戏剧有关的专门学问，还要有政治、经济、法律、哲学、美学、心理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和学问。”他认为，艺术创作是艰苦的劳动，必须做到“真知道”。他说：“我以为必须真知道了，才可以写，必须深有所感，才可以写。要真知道，要深有所感，却必须下很大的劳动。”他认为，一个剧本总是有理和情的，没有凭空而来的“情”和“理”，“情”和“理”都是从生活斗争的真实里逐渐积累、发展、孕育而来的。

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他坚决摒弃“社会问题剧”。当有人称《雷雨》为“社会问题剧”时，他绝然表明：“我写的是诗。”他严肃而雄辩地指出：“可以说所有伟大作家的好作品，不是被某个狭小的社会问题限制住的……我们应该努力要求自己，在创作上不要走一条轻松而容易的道路，看见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看见什么人物就写什么人物，这容易降低要求。要写从自己的精神世界中真正深思熟虑过的、真正感动过的，真正是感情充沛的东西。”

坚持艺术的创新探索，是曹禺艺术批评的另一重要基点和评判标准。他认为，艺术创作，就要不落窠臼，走自己的路。他说，“话剧写作者还有一个戒条，就是不要走别人已经走过的路，避免因袭造作，要耐心、严肃，个人找出自己的一条路。”在他自己，“我个人总希望下一部作品和上一部不雷同，人物各有特色，不要同样的人物换一身衣服又出现在舞台上”。曹禺不仅是这样说，更是这样的做到了。他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家》等剧作，每一个戏都有新的人物、新的结构、新的主题、新的生活场景而带给你全新的艺术感受和深沉的情感冲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曹禺强调艺术的创新，并不仅仅是形式的创新。在他看来，“新”，首先不在于形式，而在于表现了新的内容。关键在于对于生活，是否有新的发现和认识，而随之才可能有创新。不管什么手法、技巧，都只有当它融为戏的血肉时，才能显出它们真正的生命力。

作为一个严肃的艺术家，曹禺期待着各种艺术风格、样式的精品佳作。他认为，戏剧舞台应该是丰富多元的，应该有喜剧、悲剧、悲喜剧等各种演出，但无论什么风格的作品，都应该给人以高尚愉悦的情感感受。他特别希望有好的喜剧出现，但他又说：“叫人笑是一种极坏的诱惑。”“《日出》……如果演出时，仅觉得这个戏好玩，散场，大家哈哈一笑，青年们甚至学学张乔治、胡四那副德行，这就适得其反了。”

曹禺对悲剧也极为看重。早在1942年，他撰写的《悲剧的精神》一文指出：悲剧不是一般人能做它的主角的，有崇高的理想、宁死不屈的精神的人，才能成为悲剧的主人。1986年，看话剧《和氏璧》之后，他高度赞扬：“我被强烈地震动，心里流出血来。卞和，他是一个代表人类真正的大智与做人的全部悲壮的汉子。这其间的道理太深太深，我似乎明白，又未必完全明了。但我要把我感激的泪水，贡献给写了这出戏的人、演出了这个戏的人们。”

作为一个真正的戏剧艺术家，曹禺对观众极为重视。他认为戏剧艺术应该尊重观众但绝不迎合观众，绝不媚俗于观众，一定要给观众以美的享受，区别和处理好夸张和过火的关系……曹禺的这些意见，让我们想起契诃夫的话：“不应当把果戈理降到人民的水平上来，而应当把人民提高到果戈理的水平上去。”而这，尤其在当下，对于中国话剧艺术，乃至整个艺术界和中国艺术发展，不都有着可贵的警示意义吗？

曹禺对批评寄予着厚望，有着很高的要求。他十分看重批评的意义和作用。他指出：“优秀的评论家，往往对一代甚至几代文艺的发展都有影响。在我看来，出现一个有权威的文艺评论家，在一定意义上，比出现一个作家更重要。” 或许因为他自己曾经长期被误读，所以，他说：“作者的甘苦常常不是他人能充分明了的。”“一个戏剧评论家，要深深知道一个戏，不但要指出它的缺点，让后人避免，同时还要知道它的优点，供后人参考。要做到这些是很不容易的。”他又说：“记得鲁迅先生说过这样的话，他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这‘热烈’二字实在说得好。19世纪俄国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就是一个这样‘热烈’的评论家。”曹禺期待着当代中国也能出现这样的“讲真话还要讲出道理来、讲出水平来”的“热烈的批评家”。直至今天，他所期待的“热烈”的戏剧批评的出现，“热烈的批评家”的出现，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翘首以盼的，而这不也有赖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此付出努力？！

感谢曹禺，有真人而后有真知！这个“阳光照着的自由人”给我们留下了这些文字，是多么宝贵的一笔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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