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艺术前期的“政治性”实际上只是一种有一定政治姿态的“半抵抗”,但在人文诉求和语言形式上还是过于表层化或青春化。新生代、顽世主义和政治波普在九十年代后期朝向两个方向演变,但这种演变的结果负面性更大一些。
一是顽世主义和政治波普被欧美为主的国际艺术圈过度表面化的政治解读,一方面从89后冷战意识形态的角度,将其当作中国1989年民运文化的一部分予以肯定,这显然夸大了它的政治高度;另一方面从后殖民文化思潮角度,将其当作使用西方语言表达中国特定内容的现代艺术普世主义的范例之一。这两个方面导致九十年代末以后的一个趋向性的话语态度,即只对外反“后殖民帝国主义”,不对内批判专制主义。在反“后殖民帝国主义”这一点上,官方和江湖不仅无冲突甚至是一个共同体,正如巴黎留学生反法爱国表态一样。
二是九十年代末以后70、80后一代登场,由于89后“去政治化”和消费主义的文化现实,这一代的大多数实际上是“被天然的”先天的政治意识的缺失,尽管少数新一代仍然是有政治意识和知识分子情怀的,但大多数确实具有一种先天的集体无意识,即认为政治控制和意识操纵真的没有了,只剩下与资本、商业和娱乐的消费社会问题,实际上政治从未消失过,只不过躲在了资本和娱乐背后在行使“操纵”。九十年代初新生代、顽世主义和政治波普的局限性及其成功,也实际上影响了新一代的艺术观念和美学,并最终进入课堂和市场,成为一种课程讲座和市场的流行模式。由此也完成了一次隔代转化,即70后、80后等新一代并不需要像上一代主动或被动的“去政治化”,而是一开始就是“政治盲”或者“去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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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其 编辑:骆阿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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