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Tommaso Trini在米兰艺术杂志《Data》的创刊号编辑前言“Notes on the Spectator”中，指出了艺术和反艺术之间爆发的一种经典的先锋性对峙。对于之前拒绝的形式业已接受，通过“观众、读者、经纪人、评论家、收藏家”之间的共谋，艺术家作为创作者的作用，与对艺术有共鸣的参与者的作用，已经没有多大区别了。人们不再说起额外的艺术性作品或创作情势，而会提起现有语境下这种非单一性的本质，作品的表现风格和形成艺术沟通基础的其它因素，这一切都变成了艺术作品。Trini将收藏家视为最初的观众，更进一步指出，购买艺术品一种参与性的行为。Trini指出，艺术家不应该将出售和收藏作为与创造无关的行为，因为“审美体验属于观众，对艺术品经济价值的衡量是他的观察方式的一部分。”如今我们要正视的问题是，当艺术家和观众（艺术家和收藏家）联合起来时，对艺术来说这将意味着什么呢？

这段时间看到的两场展览，令我想起了那篇具有预见性的文章，两场展览探讨的都是藏家与艺术家之间的再结盟，这种联合出现在70年代左右。第一个展览为《少即是多：Herman和Nicole Daled夫妇收藏的图片、实物和观念，1966–1978》 （Less Is More: Pictures, Objects, Concepts from the Collection and the Archives of Herman and Nicole Daled, 1966–1978）今年春夏在慕尼黑美术馆展出，介入其中、非常自觉的收藏家，其积极的行为解释了何为非严格意义上的观念艺术。第二个展览《做？贫穷艺术—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代》（Che fare? Arte Povera—The Historic Years）在瓦杜兹（Vaduz）的列支敦士登艺术博物馆（Kunstmuseum Liechtenstein）举行，即将进入尾声。如《少即是多》一样，《做》主要展出的是近几十年很难看到的早期的作品。这些展览的同时举办，比以往更加突出了贫穷艺术和观念艺术之间重叠的领域，两个运动与往昔一样对彼此只是略微点到，但大部分还是作为分离的历史阵营而存在。

瓦杜兹（Vaduz）列支敦士登艺术博物馆《做？贫穷艺术—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代》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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