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象上，中国文化正在经历从前现代性向现代性的转型，同时带有后现代性的某些特质；另一方面，在本质上，汉语思想的精神伦理正在从前基督教时代过渡到基督教时代；西方思想已经进入后基督教时代，基督教的伦理早已渗入到社会制度与人们的日常道德生活之中。如果在艺术界继续提倡具有前现代内涵的“中国性”，那么，我们如何同依然坚持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且反对现代启蒙运动以来的个人主义的前现代的现实政治思维模式相区别？如果艺术与政治没有区别，艺术的自主性何在？如果艺术的自在主体性消失了，中国社会何以能够进入现代的民间公民宪政社会？在这点上，北京很多艺术家的工作室在去年底被强行拆迁的遭遇，实质上也是今天城市教会的处境，同时是八五新潮美术以来某种潜在的处境浮出水面，是一些有权者自觉停留于前现代的二元思维模式的结果，一种背离现代法治社会精神的行政管理的后遗症。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前现代的极权政治社会，对民间自发的公民团体都持有潜在的敌对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艺术界的职责在于推进中国文化完成五千年来的现代性转型，推进中国社会的宪政化、国民的公民化。否则，我们就很难阻止历史上反复以摧毁文明为代价的革命运动的重演，从而导致对文化艺术乃至人心的深度洗劫。这也就是为什么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艺术出现了繁荣但过后又一度在文革中陷入非常黑暗的时期的原因。一句话，如果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宪政社会的建立，我们就不可能在制度层面推进当代艺术在民间的独立发展。

除了这种社会性的后果外，中国当代艺术批评中以“中国性”为内容的前现代思维模式，因为注重所谓的民族性、国家性、东方性之类亚人类价值，妨碍了当代艺术的现代性进程，阻止了它在最低层面的个人化、在最高层面的人类化。2010年6月4日的《中国性——2010当代艺术研究文献展》研讨会上，王林提出在国家主义的“中国性”背景下赋予其“个体性”的涵义，并企图在积淀于这种个体性中的“地域性”里面发现民间的自由自在的草根生机。但是，在逻辑上，作为“现代性最核心的精神价值”的“个体性”，怎么能够实现同“中央集权运作”的前现代的“中国性”的内涵相协调呢？“个体性”与“中国性”的矛盾，实质上根源于“现代性”与“前现代性”两种价值观的对立。这样，我们在理论上就需要放弃通过在“中国性”的概念中注入“个体性”的幻想，以便从内部改造之。任何这样的概念内涵改造，不仅会进一步导致思维上的矛盾，而且会使艺术创作陷入立场模糊含混的境地，从而产生大量在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犹疑不定的作品。相反，当代艺术二十年来最大的成就，在于出现了丰富多元的个人性的原初观念语言图式。为了使在创作与批评方面走出前现代的思维，当代艺术界需要继续推进当代艺术植根于启蒙运动以来的个人性语言传统，同人类文化的现代性这一历史大传统对接，并继续增进其中的精神性价值。换言之，未来中国的当代艺术，应当是个人性、历史性、精神性的视界融合的产物。此外，为了发掘作品的丰富可能性，艺术家的极致书写尤其是在早期确立完整的风格时的必经路径。不过，在书写达到极致后，艺术家有必要警惕艺术创作中符号化的繁殖倾向，摆脱来自于以对自己图式的不断复制为创作的蒙蔽。

事实上，在当代艺术策展方面，艺术界一直都存在着以探索人的生命情感的个体性价值为导向、最终将作品的意义指向中国人的现代性诉求的间断性工作。这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表现尤盛：例如，1996年朱其策划的“以艺术的名义——中国当代艺术交流展”（综合媒体）、1997年王林策划的“都市人格”系列展与笔者主持的“本源·生命”展，1998年冯博一策划的“生存痕迹——'98中国当代艺术内部观摩展”，1999年邱志杰策划的“后感性：异型与妄想”展与金锋策划的“异质的书写方式——中国当代艺术图文志”展，2000年黄笃策划的“后物质——中国当代艺术解读日常生活”、顾振清策划的“人与动物”系列行为展与冯博一、艾未未策划的“不合作方式”。后两者引发了艺术界乃至文化界对于行为艺术的大讨论。这些策展的思想基础，根源于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的诉求，更根源于十八世纪西方文化兴起的启蒙运动所带来的个体主义的遗产。在中国传统的血亲伦理文化中，我们最缺乏的就是对于个体精神的自觉。相反，正是中国的艺术传统本身，持守着人的个体性的存在。这同样也是当代艺术得以继续向深度推进的根源，是其最终摆脱笼统的“中国性”图式与空洞的“中国式”批评的奴役的感性文化动力（2010-8-17于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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