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双年展：在国际对话平台中选择与建

2000年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的 “海上-上海”第三届上海双年展，引入海外著名国际策展人，参展艺术家遍布五大洲，参展作品涉及油画、国画、版画、雕塑、摄影、装置、录像、媒体艺术和建筑等各种艺术样式，被认为真正实现了国际化了。而在配合此届双年展的研讨会上，国际化也成为讨论的焦点，并出现强调文化“混血”和反对西方文化霸权、强调中国当代艺术独立性的两大对立立场，当然如果仔细辨析与会者的言论，也许不能作如此笼统的判断，应该说大多数人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参与国际对话、争取自主选择权这一点是持肯定意见的，只是在具体的选择方式和态度上有不同观点。

选择权问题的凸显与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处境有关。这届双年展策展人之一张晴在其《超越左右——转折中的上海双年展》一文中谈到90年代中国美术逐渐转型以来的价值取向和样式变化，以及所遭遇的进入国际艺术市场和展示交流平台时的问题。他抱怨“外国策划人举着国际化、后殖民主义、地域主义的旗帜进入中国，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采集‘中国制造’的艺术标本，并将之作为来自第三世界的新鲜的文化注解”。而中国苦于没有合法的、国际的、学术的当代艺术双年展的机会，致使许多艺术家只能主动或被动地迎合西方之所好。由此，他指出，“在面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现实中，当代艺术的判断权和选择权这样的‘话语权’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而上海双年展就是在“争取对中国当代的主流艺术起推动和引导的作用，不断增强艺术家的自信心和建立起中国当代艺术的标准和价值观，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取得艺术与选择权”。他还从“卡塞文献展”、“威尼斯双年展”、“里昂双年展”等西方双年展的学术主题的倾向，得出“西方的双年展只不过是第一世界重建并控制世界的国际文化策略及其实施过程”的结论。面对这一国际文化环境，上海双年展不是“简单地做出文化上的批判，而是深入地观察西方全球化文化与后殖民主义之间话语的变迁及其相互影响，并通过上海双年展的学术主题，作出来自于中国的文化判断，传达出中国的艺术声音”。如果落实到第三届上海双年展关于上海作为一个特殊的现代化案例的探讨，我们不难发现，此主题实则就是将其所说的西方双年展所转向的关涉国际政治、东方主义、种族问题、历史问题、阶级问题、身份问题、性别问题、金融问题、跨国资本、资源问题、超级大国和地域性问题等“形形色色”的学术主题中的一部分移位中国而已，这种主题设置的思路还体现在第二届广州三年展将珠三角作为一个特殊的现代化实验空间的策划中。当然，在文化立场上，张晴表明上海双年展谋求的是争取国际艺术平台上的选择权的同时，作出体现中国特征和经验的判断。

刘骁纯肯定了上海双年展“进入国际对话”和将“这种国际对话在中国本土公开化”这两点至关重要的开拓意义。因为在他看来，“要改变弱势地位就必须与欧美的强势文化在当下语境中进行短兵相接的对话和较量”；只有当代艺术在中国本土公开化，深入的、有效的、广泛的、持久的学术争鸣和理论探讨才会随之展开，“一种不同于中心话语的边缘话语系统才会逐渐在东方崛起”。而有了自己独立的、能够与中心平等对话的边缘话语系统，才能摆脱单向的被看、被选。他在文章中突出地指出了中国当代艺术合法化的问题，合法化是深入对话以及建构边缘话语系统、摆脱屈从地位的前提。吕澎曾对此作过分析，在此不再展开。

仍就国际对话中的选择权问题，徐虹在《选择、被选择与谁选择—“全球化”语境中的上海双年展》一文中批评此届双年展的主办者似乎无意于在“全球化”和“民族性”之间作出选择。因为他们一方面有引起国际关注的压力，害怕留下“后退”“保守”的形象；另一方面又须面对国内艺术家改变被选择命运以及中国谋求国际艺术地位的压力。此种无法作出选择的尴尬和整个中国文化界面对“全球化”浪潮时的两分局面有关：要么喊口号，要么失语。喊口号者又分为极端强调“民族主义”和极端强调“国际接轨”两个不同导向。她认为这样的选择实质是放弃了选择，只能导向被选择，不能“有所为”和“有所不为”，不能促使更新和进一步完善“全球化”游戏规则

几年后，在回顾和检视上海双年展的历程时，王林除了批评其策展机制和操作程序方面的问题之外，有一点也是关于文化立场方面的，即“方向感不明确，缺乏对当代重要文化问题、艺术问题、社会问题、精神问题的针对性”。他认为：“上海双年展不能停留于展览样式的开放，它的目标乃是在全球化国际交流语境中呈现当代的文化艺术成就，以此构成本土和国际的双向交流和文化沟通。我们没有必要讳言展览的立足点在中国本土，也没有必要讳言展览的当代中国文化属性。从根本上讲，这是一个中国的国际双年展。”他希望双年展提出的问题“既是针对中国社会的又是具有全球性意义的”。其实，上海双年展的主题并非完全没有前沿性，王林不满意的可能是这种将国际流行主题模式与中国嫁接，而没有更深入地揭示中国现实的做法。

总体说来，不管是策划者还是评论者，他们对上海双年展均赋予了获取国际对话的独立选择权的期待，然而对于具体呈现效果则见仁见智。其中涌现出来的一些问题既与主办者及策划者的眼界有关，也与现实的社会和艺术制度环境有关。

主办双年展除了争取艺术话语权，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借此树立和塑造城市乃至国家形象，即谋求政治和经济上的地位提升。促进公众活跃的精神参与和表达，提升当代文化氛围，带来旅游和商务的机会等等，都是在举办双年展所寄予的希望，也就是说，如何才能利用这张文化牌建构新的城市形象和产业。比如巫鸿就分析道：“我们只有把上海双年展与这个城市为了（再次）争取国际大都市身份的努力相联系，才能理解这个展览的真正动因和可行性”。许纪霖、虎文关、罗岚、毛尖在讨论第四届上海双年展的对话中也谈到都市营造与上海的自我认同；艺术呈现都市所遭遇的问题；国际舞台上上海展示的困境等等。

在2006年第6届上海双年展开幕后，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李磊总结双年展价值取向的指针是，使之成为一个城市文化创新和服务的窗口，它是倡导实验艺术、探讨当下热点话题的文化艺术创新平台；是讨论、勾连和整合国际话题的交流平台；是启发观众新思维，构建上海文化交流中心的重要举措。并且他认为上海双年展已经使上海城市的文化形象和文化地位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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