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海双年展和北京双年展讨论的一个视角。

今年的北京双年展和上海双年展相继开幕了，照例在媒体上又热闹了一阵子，而热闹的同时，有关双年展的问题也如从前一样再一次摆在人们面前。在此，笔者不展开关于双、三年展模式的具体问题的探讨，而是从以前有关双、三年展的讨论中出现的一个比较突出而集中的视角——文化战略及话语权来做点梳理和分析。

在当代艺术界，较少将上海双年展与北京双年展相提并论，因为前者被认为是与世界双年展潮流和价值取向大体同步的双年展，后者则被视为借用双年展名义行“世界美展”之实的双年展，但如若我们从文化战略的角度来看待这两个双年展，便可以发现关于它们的讨论在立场和态度上存在的有趣的关联。

一种展览讨论的视角

文化战略是讨论展览尤其是国际性展览的一个流行的、重要的视角，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享有盛名的威尼斯双年展，有人就从文化战略的角度分析，1960年该展出现的大奖争夺风波，就体现出这种政治经济因素“渗透”的隐秘复杂性。并且她还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国家纷纷以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圣保罗双年展等为仿效模式，由政府出面设立本地双年展，试图以双年展为平台，通过国家政治经济手段的推广本国的当代艺术，进而争取与西方国家平等对话的权力，以摆脱文化边缘的地位和角色。”

的确，非西方国家参加那些西方国家主办的国际性展事，或者仿造其模式自办展览，常被视为一项国家文化战略。比如日本参加威尼斯双年展，郭彤编译的《威尼斯双年展与日本》一文就对此评析道：日本自1952年起投入相当可观的劳力和财力持续参加威尼斯双年展，让日本艺术家获得了极大的国际声誉，但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借此得以“逐步确立起自己在亚洲国家中的突出地位”。艺术家们创造性的智慧和劳作、美术界各个团体机构、坚定而积极的主持人们、密切关注的新闻媒体以及热心的专家与赞助商等诸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推进了国际美术领域的交流，并确立起一个国家的文化形象”。

而根据埃莉诺-哈特奈的评述，1995年首届光州双年展的举办是为了努力消除1980年大屠杀的阴影，在国内软化首尔和这一历史性的反叛地区之间的传统对立，在国际性议程上争夺作为亚洲双年展的地位。展览“显示了一种相当接近于国际性选择的冒险的态度和对韩国当代艺术品质的新的自信”；“也证明政府和社团资金的有力支持和紧密的团结，保护了韩国在国际当代艺术环境中的地位”，而“从这次的展览显示和其他即将实施的计划似乎可以清楚地看到，韩国政府使用艺术作为外交手段和经济工具。”总之，“光州双年展无论产生何种国际影响，它已成为政治开放的划时代标志”。

转而比照国内关于双、三年展的阐释和讨论，我们也可发现：除了对其展览体制、策展人机制、运营方式、政策及法律基础等基于展览模式本身的探讨之外，着力点之一便是从国家文化战略、话语权、身份认同、地域性与民族国家意识等角度的评析，如果我们把这方面的言论客观呈现出来，无疑有利于辨析国内乱象丛生的双、三年展的背后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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