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劳伦佐-儒道夫(Lorenzo A. Rudolf)来上海办了一个国际性的艺术博览会(上海国际当代艺术展)，从全世界请了400位世界顶级收藏家到上海消费，那时中国当代艺术收藏家只是陪太子读书；三年后，劳伦佐-儒道夫又回到了中国，这一次，他的邀请函上写的都是中国收藏家的名字。

不过，这回似乎没有想象中那样顺利。这些在国际收藏市场逐渐崛起的中国收藏家，变得理智而保守，有的还未从上轮中国当代艺术的泡沫中缓过神来。劳伦佐-儒道夫，曾经创办了迈阿密艺术博览会、艺术巴黎和上海当代的著名策展人，现在又在新加坡创办了一个国际顶级的当代艺术博览会，他会用什么来吸引中国收藏家走出国门？近日，劳伦佐-儒道夫在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采访。

第一财经日报：三年前，你在上海说中国有国际化的当代艺术，却没有国际化的市场，所以你找到一个在中国发展的机会，创办了上海国际当代艺术展。现在你又怎么看这个市场？

劳伦佐-儒道夫：三年时间，很多事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当代艺术当时在全球中举足轻重，但现在印度和印尼也站上了世界舞台。此间又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现在非常肯定的是，亚洲的艺术市场仍然保持了高速增长。但从交易结构上来说，仍有劣势，在短期内还不能成为欧美艺术市场的对手。中国艺术家的创造力是公认的，可是如何和市场结合起来，仍然有路要走。就比如我当年创办的上海国际当代艺术展，在我们走后，现在的上海国际当代艺术展已经变得很本土，成为没有动力的展会。

日报：新加坡、香港、上海，都拥有自己的大型艺术品交易博览会，三地艺博会的异同是什么，藏家如何从这些地方进行选择？

劳伦佐-儒道夫：香港是以投资银行为主要聚集地的金融中心，而新加坡则正在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私人理财中心，上海仍在快速发展过程中，这种差异也决定了艺术品收藏群体的不同。香港市场的买家以亚洲买家为主，而新加坡则有更多的西方收藏家和策展人。在税率方面，香港交易是免税，新加坡有7%的产品服务税(GST)，而在中国内地则有高达30%以上的交易税率。在我看来，香港艺术博览会现在是亚洲最好、最优秀的当代艺术博览会，这也成了一些顶级收藏家来亚洲的首选。当然，这也和我们当年没有把上海当代国际展坚持下来有关系，比我们晚创办的香港艺术博览会就是延续了我们的理念。

日报：为什么又选择在新加坡搭建一个艺术品交流平台？

劳伦佐-儒道夫：单从创作上来说，在新加坡、香港、上海中，无疑上海是最强盛的。这和欧洲类似，欧洲艺术创作最有活力的是柏林，但艺术品交易中心却是巴塞尔和伦敦。这些平台对亚洲画廊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空间，目前，欧美的大画廊，往往抢夺亚洲某些画廊培养多年的艺术家，这是不公平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搭建新加坡国际顶级艺术博览会的原因所在。为了这第一届“Art Stage Singapore”，我联系了亚洲12位顶级的艺术品收藏家，像乌力-希克、韩国的KIM、中国的杨斌等，他们都愿意把自己的藏品借给这个博览会。

日报：对于参加的画廊有什么选择标准？

劳伦佐-儒道夫：现在入选本届“Art Stage Singapore”的画廊，有100多家，我们层层把关，不能把欧美卖不掉的画拿到亚洲来卖。举个例子，把安迪-沃霍尔二流、三流作品带进来，在亚洲卖出一流的价格，在西方卖不出去的东西到这儿来比西方价格还要高，这就不叫品质。不管是亚洲的，还是西方的，最后大家对品质的认识只有一个标准，是一样的。只有这样，才能构建品质的独特性，有了这种品质的排他性，别人才会来。我们办这个展会传达的理念就是，要买亚洲最好的当代艺术，还是得来亚洲。

日报：在邀请中国收藏家去国外买当代艺术品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如何？

劳伦佐-儒道夫：实际上，中国收藏家已经开始收藏国际当代的作品。比如杨斌收藏了伊门多夫的作品，而朱里安-欧皮的作品，也有一群中国人在结队买。在中国当代艺术出现泡沫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把触角伸向国外的当代艺术博览会。不过，凡事开始起来，总需要一个过程。就比如印尼的收藏家，他们一开始收藏的是印尼的艺术品，接着收藏中国的艺术品。但我相信，当代艺术是全球化的语境，今后中国收藏家走向世界，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劳伦佐-儒道夫

劳伦佐-儒道夫对于国际艺术博览会来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曾经做过法官的劳伦佐在进入艺术博览会领域后，在国际顶级的瑞士巴塞尔艺术博览会担任总监，后又创建美国巴塞尔迈阿密海滩艺术博览会、艺术巴黎、上海当代等。现在是亚洲全新的国际顶级艺术博览会 Art Stage Singapore的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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