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伯希和在莫高窟藏经洞内挑拣经卷。

1978年，常书鸿在莫高窟第103窟临摹《化城喻品》 1955年，段文杰在莫高窟第285窟临摹壁画。

1945年抗战胜利，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却要把这个机构撤销。抗战期间来敦煌工作的人，也纷纷回到内地。他忧心如焚，认为莫高窟的工作刚刚起步，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怎么能半途而废呢？他到重庆据理力争，成功保留了敦煌艺术研究所这个机构，改由中央研究院接管。于是，常先生又重整旗鼓，引进人才，募集物资，带领职工继续扎根在莫高窟工作，并顺利地将敦煌莫高窟珍贵的文化遗产完好地保存到新中国成立，及时地将她纳入国家保护之下，并为研究院以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常书鸿先生是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弘扬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我们以往都知道常先生是著名画家，他本来是为了艺术而来敦煌的，但到了这里之后，看到几近废墟的莫高窟，在一无所有的条件下，开始了艰辛的创业。他组织拆除了窟前乱建的构筑物和白俄在窟内搭建的土炕、土灶，清除了几百年拥塞在洞窟内的积沙，整治荒芜的环境。在当时经费十分匮乏的情况下，他动员当地的乡绅捐款，为重要洞窟安装窟门，修筑围墙，防止土匪破坏，并力所能及地对石窟做了大量修修补补的工作。常先生来之前，莫高窟长期处于无人看管的境地。过路的人、放羊的人就随意到洞窟里面躲风沙、住宿、生火，乱刻乱画，以致造成了列强派人偷盗掠夺文物的恶果。常先生以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公告，定出制度，管理和保护文物，并规定参观洞窟必须要由研究所工作人员带领。这是洞窟讲解的开端。

他一手抓文物保护，一手抓研究临摹，组织所里的学者从考古学和美术史的角度对敦煌石窟进行了调查、研究和编号工作。他带领美术工作者有计划地临摹敦煌壁画。同时，他还组织到重庆、南京、上海等地举办展览，展示了临摹的壁画精品，让人们初步了解敦煌艺术的价值，理解莫高窟文物保护工作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莫高窟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保护与研究工作有了重大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初，在常书鸿先生的努力下，中央文化部几次从北京派来专家，对敦煌石窟实地勘察，提出保护的建议和措施，修复了行将坍塌的五座唐宋木构窟檐。50年代中期，在常先生主持下，对部分存在险象的洞窟和崖体做了实验性加固。取得经验后，他又向文化部提出了进一步加强敦煌石窟保护的报告。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同志率专家组来莫高窟进行考察，制定了保护抢救的方案。1962年，在国家经济十分困难之时，周总理亲自批示，拨出100万元巨款，实施了1963至1966年大规模的莫高窟危崖抢救加固工程。这项工程，能抵御7级裂度的地震，使570多米长的危崖、350多个洞窟得到有效保护，还解决了洞窟之间的通道，外观朴实庄重，与莫高窟整体风貌协调，工程质量优良，经过监测，至今仍然坚固可靠。

许多洞窟存在严重的壁画病害，常书鸿十分担心敦煌艺术毁于一旦。1957年，他组织人员做了一次全面的调查，对壁画塑像的病害种类进行了分类和定名。在国内外专家的帮助下，常书鸿组织保护人员反复实验，研究修复材料和工艺，开始了敦煌壁画和塑像的修复。我们现在有很多壁画塑像的修复保护措施都是在那时开始起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研究所工作被迫中断，但保护壁画的工作尽管断断续续，却一直在做。

常书鸿先生十分注重敦煌文化艺术的研究与弘扬工作。他组织了对敦煌壁画艺术、内容、历史、考古的研究。1966年是莫高窟建窟1600周年，他计划筹备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组织全所专业人员按照各个专题对莫高窟进行全面研究，推动了学术研究工作的发展。计划中的会议尽管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而未能完成，但常书鸿先生所作的努力，还是为后来敦煌学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为了保存和弘扬，让更多的人了解敦煌艺术的意义和价值，五、六十年代，常书鸿率领美术工作者按照各种专题和时代，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敦煌壁画临摹工作，他本人也亲自参与讲评指导，形成了一批质量上乘，水准很高的临摹品。20世纪40年代前的中国美术史著作几乎没有提到过敦煌艺术，而在50年代以后，由于敦煌艺术的临摹和展览的影响，但凡研究中国传统的美术史家，无一不充分肯定敦煌艺术在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珍贵价值。这与常先生为首的美术工作者艰苦卓绝的临摹与弘扬所做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常书鸿先生创建的敦煌研究院，结束了莫高窟几百年无人管理、无人保护的状态，结束了莫高窟任人偷盗、任人破坏的历史，结束了敦煌学只研究院藏经洞出土文献的历史，开创了敦煌莫高窟有序保护、敦煌石窟内涵和艺术的研究及敦煌艺术的临摹和弘扬的事业，为敦煌研究院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段文杰先生是四川绵阳人，毕业于重庆艺专。1946年到敦煌工作，长期从事敦煌壁画艺术的临摹和研究。1982年开始担任所长，1984至1998年初担任院长。段文杰先生担任所长和院长期间，使敦煌研究院的工作迈上了一个新阶段。

段先生本人长期从事敦煌壁画临摹，多年担任研究所美术组组长，他不仅自己临摹数量最多、质量最好，而且主动帮助青年人提高临摹水平。他带领美术工作者共同探索和钻研，探讨了临摹的特点、技巧、程序，制订了三查四评的评价临摹质量的制度，总结出三种临摹方法，使敦煌壁画的临摹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他还带领大家克服困难，开创了整幅大型壁画的临摹和整窟复原临摹。

1984年，甘肃省委、省政府采纳段文杰先生的建议，决定将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在段文杰先生的主持下，敦煌研究院增加了业务部门，扩大了编制，增加了人员，为敦煌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空间和条件，开创了敦煌事业的新局面。至今的敦煌研究院已成为国内外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

20世纪80年代初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段先生以开放的心态，与国内外合作和交流，引进先进的仪器设备和学习吸收科学保护技术。1989年在莫高窟已设置了国内最先进的全自动的气象站和窟内的环境监测仪器，对石窟大环境和窟内微环境开始了长期监测记录，至今已积累了20多年的环境数据，成为开展科学保护、综合保护的重要基础资料。通过对风向风速的监测，针对莫高窟多风向的特点，采用了挡沙、固沙、压沙的办法，进行综合性防沙治沙，最终使沙子流到窟区的数量比以前减少了70％，基本战胜了沙患。除了经常性的修复病害壁画外，开始对壁画和塑像使用的材料及其病害原因和机理进行分析研究，并改进了壁画修复的技术，提高了壁画修复的水平。这个时期敦煌研究院极大地提高了科学保护水平，使莫高窟由抢救性保护开始步入科学保护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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