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浙江杭州人，1938年生。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1963年自北京大学毕业后在敦煌研究所坚持工作40余年，主要致力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被誉为“敦煌女儿”。先后担任中共十三大代表，全国政协第八、九、十、十一届委员。

记者：樊院长，敦煌作为古代中西文化汇聚、交融的重要地域，不同文化交流在莫高窟艺术上有怎样的呈现呢？

樊锦诗：季羡林先生曾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并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敦煌壁画的很多内容都能看出中西文化艺术的汇流，比如说人物、建筑、服饰、装饰图案、器物、家具、乐器、舞蹈等等。没有汇流，就没有吸纳和创新。敦煌文化艺术的中西交流主要呈现为汇流、吸纳、创新的规律。敦煌离中原较远，在西部边陲地区，但它位于古丝绸之路的枢纽位置，所以能够汇流东部的中原文化和西部的西域文化，汇流之后就是吸纳中西文化艺术的营养，吸纳以后才能创新。创新什么呢？创造中国的佛教文化艺术，也就是说敦煌文化艺术是以中原汉文化艺术作为基础，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艺术的营养，创造的中国式的佛教文化艺术。从莫高窟创建一直到元代终止建窟，始终表现出这样的发展规律，这个总体规律在隋唐文化艺术中表现得特别突出。敦煌文化艺术能始终保持一种活力，就是因为它在不断地汇流、吸纳、创新。有了创新才有活力。不然，敦煌艺术就会缺乏生机，停滞发展。

那么，敦煌艺术如何融合外来艺术的特点而创新的呢？以唐代壁画的人物画为例：西方绘画讲究体积感，注重对人物立体感的塑造，而中国绘画讲究气韵生动，注重人体本身的韵律。唐代充分发挥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特长，又吸取了西域绘画重视人体比例、结构、立体感、体积感的长处，创造了具有中国神韵的人物画。所以，唐代的人物画很难区分外来的还是与中原的风格，已是融会了中外风格的再创造。这就是敦煌艺术创新的特点，也体现了中国文化艺术创新的特色。

记者：敦煌莫高窟处于这样特殊的文化地位，它的人文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樊锦诗：敦煌莫高窟和1900年发现的藏经洞出土文物，以其绵长的历史、丰厚的资源、巨量的信息、丰富的内涵、精湛的艺术、珍贵的价值，在国内外产生重大的影响，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也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有六条标准，只要符合其中一条，即可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经过评审，莫高窟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全部六条标准。莫高窟既然是世界文化遗产，我们就以世界文化遗产标准来看它的价值吧。

莫高窟第103窟东壁南侧 各国王子 盛唐

首先，因为莫高窟在公元4～14世纪以汉地文化为基础，融会吸收了印度和中亚等西域佛教文化艺术以及我国多民族文化艺术，创造了系统的、杰出的和绵延时间最久的中国思想、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佛教文化艺术的典型，符合标准（1）创造的价值；

第二点，莫高窟的千年佛教文化艺术及藏经洞出土文物对古代文化艺术（包括对东亚、中亚）、现代文化艺术和人文社会科学、地方旅游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符合标准（2）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价值；

第三点，莫高窟壁画和藏经洞文物记载了许多古老民族在敦煌留下的历史文化足迹，为一些已消逝的文明，如回鹘和西夏文化提供了实物见证，符合标准（3）为已消逝文明作证的价值；

第四点，莫高窟规模宏大，洞窟形制齐全，壁画数量巨大，内涵极其丰富，藏经洞出土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献和艺术品，以及戈壁沙漠中特有的绿洲环境风貌，称得上中国石窟建筑的范例，还代表了中国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宋、西夏、元代各个时期佛教文化艺术的杰出成就，符合标准（4）建筑范例价值和历史上若干个重要阶段的价值；

第五点，莫高窟佛教文化艺术和藏经洞文物保存了丝绸之路沿线中原汉地与印度、波斯、中亚栗特、于阗、吐蕃、甘州回鹘、西州回鹘、西夏党项羌、蒙古等文化艺术相互交流的许多珍贵的历史信息，符合标准（5）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的相互作用价值；

第六点，公元4～14世纪创建的莫高窟文化艺术及藏经洞出土文物与多种宗教、历史地理、语言文字、古代科技、文化艺术、古代经济、民俗民族有着直接的联系，充分反映了莫高窟文化遗产的博大精深，符合标准（6）具有突出的精神和文化价值。

据我所知，全部符合六条标准的世界文化遗产只有两处，莫高窟是其中的一处，可见它的价值之高。

记者：说到藏经洞，当时西方列强是怎样对莫高窟进行掠夺的？我们能否追讨流散海外的珍贵文物呢？

樊锦诗：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一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发现“藏经洞”，洞内藏有文献和艺术品约五万多件。藏经洞文物的发现和被盗的时候，正是我国处于清朝末年和民国初期混乱动荡局势之时，又是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趁机侵入我国的时期。早在藏经洞文物发现之前，列强就觊觎我国西部的资源，派出了一些探险队打着探险的幌子，到甘肃、青海、西藏、新疆、内蒙各地搜集情报，同时趁机肆意掠夺文物。在此背景下，藏经洞文物的发现，就成为列强捕捉的猎物。从1907年开始至1915年，藏经洞约四万多件文物先后被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吉川小一郎、俄国的奥登堡等西方探险家劫掠而走。许多西方人至今还说他们是花钱买的藏经洞文物。据英国的斯坦因自己的记载，他于1907年第一次到敦煌仅花了200两银子就买走了藏经洞6000多件文献和艺术品。斯坦因拿走的文物都是无价之宝，花这么一点点银子买了如此之多的珍贵文物，这是买吗？显然不是。根据斯坦因自己的记载，他是利用王道士的愚昧，采用了欺骗、利诱等卑鄙的手段盗窃掠夺走的。斯坦因之后的西方探险者采用斯坦因同样的行骗利诱的手段拿走的藏经洞文物，同样也是盗窃掠夺。更重要的是，藏经洞发现后当时的甘肃省政府曾下令就地检点封存，政府的命令无疑应是法律。按照法律，王道士和外国探险者无论谁也不能再去拿藏经洞的文物。谁拿了都是违法，其性质就是盗窃掠夺。

现在，被掠夺的藏经洞约四万件文物流散在10多个国家的30多个博物馆和图书馆。这些藏经洞文物的被掠夺和流散，影响了保存和研究。我国是这些文物的主权国，保存劫掠藏经洞文物的英、法、俄、日等国应主动归还中国。当然西方国家是不会主动归还的，民间机构已多次表态要求索回文物，但藏有敦煌文物的国家不理不睬，看来主要还要依靠我国国家力量去依法追回。

记者：从常书鸿先生到段文杰先生，再到您，守护敦煌几十载。您能否谈谈在不同历史阶段，每位先生对保护敦煌莫高窟做出了哪些重要贡献？

樊锦诗：敦煌研究院的前身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4年成立，先后隶属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敦煌艺术研究所由常书鸿先生创建，他从1944年开始长期担任所长，直到1982年，段文杰先生接替他担任所长。

常书鸿先生为浙江杭州人，他是留法学成回国的名画家、名教授。1942年，常先生受命负责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1943年，常先生首次来到敦煌莫高窟。他看到戈壁沙漠之中的莫高窟，荒无人烟，一片破败，洞窟坍塌，黄沙堵塞，周围没房、没电、缺水，没有交通工具。面对这种景况，他并没有被吓倒，凭着对祖国文化瑰宝的挚爱，排除万难，接受挑战，于1944年正式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始了保护研究弘扬等各项工作。为了长期坚守，他动员妻子儿女从重庆迁到敦煌，可惜后来，他的前妻于1944年离他而去，但他仍然继续坚守在莫高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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